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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
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
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
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
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
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
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
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
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
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
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
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
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
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
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
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
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
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
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
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
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
东汉。
中国大历史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前言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
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
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
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
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
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
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
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
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
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200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
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
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大学，实为国立大
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3000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
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
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
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浦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
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
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
内，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大学生总数共
达3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
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其中最著名
的甚至有学生3000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做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
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
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
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
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
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
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每个有
3个涵洞平行排列。车轮之痕迹证明每个涵洞宽足以容4辆马车同时通行。一所举行
仪典之礼堂的基础，显示着当时的建筑师并不特别强调高度，却在平面的尺度上用
功夫，以对称与均衡来达到设计之雍容。其注重几何图案上的调和，可见得他们之
崇信自然法规，基本上和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
nge）之观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则显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国方面的建筑，
经常以不同的房舍成为一个集团，中有阶梯，而以一个圆沟环绕着。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
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
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
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
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
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
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
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
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
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
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
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
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
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
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
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
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
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
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
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
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
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
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
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
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
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
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
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
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
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
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