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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以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８２１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谬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谬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样看清大局，钱谬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24、五代十国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床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