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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较前活跃，利润增值。如此只使社会阶层的冲突更尖锐化。
帝俄时代的陆军，多以贵族子弟为军官，所以军队为王朝之拱卫。战事经年累月，军官团的性格变质，中级以下的人士参与愈多，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Soviet）组成时，他们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战时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门。总而言之，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则整个下述之运动必会采取不同的途径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劳资向来缺乏和衷共济的习惯。况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们参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粮食恐慌。以后他们截断铁路的交通，掌握邮政电话，参加赤卫队，将兵工厂的武器交给革命队伍，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他们距首都近，敌视贵族军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贵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动。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发展，势必将俄国本世纪初期的农村问题一并摄入。
俄国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有跨世纪的复杂沿革。原来俄国的穑夫确实有“农奴”身分，领主可以将之买卖，可以对他们加诸任何体刑，可以写一纸文书，叫他们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报到，由警察鞭挞，也可以遣送他们于西伯利亚。除非领主书面许可，穑夫不能领有财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实是人道主义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迟，虽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隶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之复杂。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较前改善。在南部农业商品化的区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镇工厂展开，穑夫才能获得额外收入。农奴生产只能替领主保持过去封建社会之场面，事实上效率低，也不经济，只是自由劳工不易获得，尤以腹地为甚。1861年俄国人口1／3为穑夫。于是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俄罗斯领域上的大陆性格值得学者注意。
解放令原则上由国家价卖领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赐予穑夫，而是责成他们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价偿还。因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准备时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数情形之下，所谓价接为业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农民生活极少改善。在俄国中部，耕地相当完好，他们因解放反而丧失土地，如此也难能称之为解放。”
又因为穑夫虽被解放，而财政责任未除，从地主买到的土地也并不交与个人，而系组织公社（obshchina）集体保管。如是也如中国隋唐之均田一样，公社不时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长配与已解放之穑夫。受领土地者只有使用权，所掌握之地产不得买卖，也不能径自世袭，而且使用者不得径自挑选。这样一来，昔日穑夫无异于政府公地之租赁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广大的地区内有效。农民也不可能有行动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为首相时，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卖与农民，各农户也可将手下管业之土地出卖，以便迁往城市改业。斯氏之设计无非制造一批小自耕农，因为他们领有土地，身家财产所系，势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动辄参加广泛之农民运动。可是这种法令无法于短时间内生效。事实上斯氏计划行之不及十载，欧战即已爆发，只有200万农户接受这样的处置。大抵俄国的亚400万农户之中，只有1／10因此成为小自耕农，其他多因身处腹地，不便弃业他迁。这些新获得土地的邻居，称为“分离者”（otrubniki），从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农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况确是五花八门。贵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袭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约1／5，一般称地主者为数13万人。又有数百万自耕农，绝大多数则为名义上已解放，实际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因此很难断定俄国此时属于何种体制。
战时政府从农村中征得壮丁1200万，马200万匹，当然减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响所及，一方面农民渴望获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废置。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战俘分发于农村，仍无法弥补因征兵所减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战俘者以大地主之门户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为极严重之问题。大概在俄属欧洲部分减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带减少23。8％。
时人所谓“和平与土地”（landandpeace），即代表一般民众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们无力承当长期战争之负担，并且沙皇与德奥在中欧利害之冲突与他们不相关。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种观念也受着几十年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populist）熏陶的影响（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经常志愿前往乡村担任教师、医生、客栈经理等）。并且这两种要求连结一起，因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农民，再不然则在书信之间彼此受亲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绪上交流的影响。而且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或者要求独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独立的文化。这些民众间的愿望起先看来虚远不着实际，以后都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两个既成语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闻）。彼得格勒城内食粮不足，准备实行配给制，尚未施行，消息外传，引起人民抢购面包，经过好几天骚动，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阶级，怨恨通货膨胀，生活艰难。3月8日妇女节，工厂里的女工举行游行。恰巧一座铁片工厂里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被厂方关闭，也加入行列。工会的组织和政党的活跃分子就此也鼓励其他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持续第二天，据说有50多个工厂关闭，参加游行示威的近20万人。
这时候杜马（Duma，是俄国的议会，经过窄狭的选举权产生，也只有有限的权力）正在集会，会员也发表指责政府的议论。
游行示威持续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发生冲突，数处有了零星的死伤。只是派往支援的军队始终拒绝向人民动武。在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营致电彼得格勒卫戍司令，称游行示威在与德奥决战期间绝不容许，又称“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动”。以后卫戍司令说他接着这电报别无话说，也只能命令军队向群众开火。
11日为星期日，游行继续举行，卫戍军队执行镇压，据一个参与其事的士兵称，兵士都希望部队临场，工人即时分散，纵是奉令开火，也只是对上空发射。但是军官上前即逼迫部队直射。也有军官自行操纵机关枪，当时工人死伤各约40人，游行的队伍被驱散。又因为杜马要求改组政府，设立“负责任之内阁”，沙皇当日接受首相建议，指令杜马即日停会。
当夜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开始哗变，他们杀死驱散军官，由推戴的军士指挥，迄至12日晨从一连到另一连，一团到另一团，士兵开始聚集于街头，将武器交与罢工的群众，又率领他们到兵工厂，取出步枪40000支，从此工人武装与哗变的士兵同流，他们占领重要的建筑，释放被监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马请示，要求活跃的议员领导。
杜马在这时候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万人，卫戍部队也有16万人，虽无从分晓有多少人员积极参与政变，只是卫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队去弹压哗变的群众，不久这可靠的部队也瓦解。最后他自己统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军总署，自身难保，遑论发号施令、维持市内治安。沙皇则在500英里之外，杜马议长的告急电报被他搁置不理。首都的面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愿将武器施舍与人。无疑的卫戍部队早经左派分子感化，他们行动时唱马赛歌、张红旗。可是这二月革命也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样，事到临头又群龙无首。杜马没有发动革命，而是“革命来临”到杜马跟前。于是议员决定不接受沙皇停会的指示，并且组织临时委员会，除了最右派议员拒绝参加，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不能参加外，有了各党派的合作，当时对外宣布集会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维持各机构间之联系。
俄国此时最大之革命政党为社会革命党（SocialRevolu…tionaries，简称SR）。社革过去主张土地国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主张以暗杀作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党员增多，组织上缺乏以前的一贯性，也包括了不少温和派的民主运动者。二月革命时开始露锋芒的克伦斯基（AleksandrKerensky）即在革命后由工党改隶社革，以后从这立场主持较温和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简称SD）为表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始终未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当然引起社会民主党员反省。俄国工业落后，民智未开，尚不够资格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则胼手胝足之不继，又如何叫他们接受革命之重担？因此种种问题，社民党分裂为两派。孟什维克（Mensheviks）意译为“少数派”。他们虽奉马克思的思想为正宗，可是认为俄国客观条件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目前只能联络资产阶级，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