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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蟮郏�1712…1786）在位时，还创立贷款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贴使不少大地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身拥有领域内1／4土地，享有全国收入之1／3，又以此数约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为国王所有，在东普鲁士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此公司在1820年改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业，至19世纪中期，国营煤矿年产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产额也相埒，并且制造丝织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间尚扩充到纺织业。国家资本在后作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与以后之国营铁道，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welfarestate）性格，甚至20世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此系后话。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革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内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政府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猜忌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RheinischeZeitung编辑）。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作为推进此种运动之工具，经过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层的经济因素已可自由交换，而且倒期存积资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明专制已能运转乾坤而有余，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只站在附属的地位。而后者在此时提出自由主义，虽未明言，实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张以商业资本作领导力量的趋向，如果必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说来就有书生造反的情调。
今日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其实当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身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做铁血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加强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权，兼有经济性格。此即霍氏所谓巨灵（Leviathan）。环顾内外，也只有普鲁士王室符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