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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
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
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
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
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
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
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
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
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
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
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
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
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
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
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
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
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
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
明朝已无从改革。
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
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
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
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
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
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
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
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
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
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
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
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
中国大历史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
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
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
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
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
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
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
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
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
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
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
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
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
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
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
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
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
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
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
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
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
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
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
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
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
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
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
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
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
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
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
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
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
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
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
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
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
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
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
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
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
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
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