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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点更荒谬的了。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手术很危险。但诚实的医生却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起承认，“堕胎如在医院由称职的专家来进行，且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会有刑法所断言的那种严重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实际采取的那种堕胎方式，却给女人带来了严重的危险。由于做堕胎手术的医生缺乏熟练的技术以及手术条件恶劣，造成了许多意外事故，有些甚至致人以死命。
被迫做母亲只会把不幸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的父母将无法抚养他们，他们将会变成靠接受社会救济为生的人，或“儿童殉道者”。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虽然十分注意保护胎儿的权利，但孩子一旦出世，就会对他们漠不关心；我们的社会宁肯对堕胎者进行彻底调查，也不去改造声名狼藉的所谓“社会救济”制度；那些应对孩子受百般折磨负责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社会对孤儿院和私人收养者的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视而不见。如果说社会并不承认胎儿属于怀孕的女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同意孩子是属于父母的一种物品，他们可以任意加以摆布。前不久，就在同一个星期里，一个外科医生由于被指控犯有堕胎罪而自杀身亡，而另一个几乎把自己的儿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且是缓期执行。最近，有一个父亲不照顾他的儿子，任其死于喉炎；还有一个母亲拒绝请医生为女儿看病，因为她要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在举行葬礼时孩子们向她扔石头；然而在记者表达他们的义愤时，一些有身份的人却抗议说，孩子是属于父母的，外人不得进行干预。公开的报道表明，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象是，法国有上百万儿童的身心处于危险状态。北非的阿拉伯女人无法采用堕胎方法，她们生的孩子十有七八都夭折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由于这种可怜而荒唐的多育扼杀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情感而感到不安。如果这一切有利于道德，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此外还应当说明，那些对胎儿生命表示极郑重尊重的人，也正是那些极热衷于把成年人送到战场上去送死的人。
反对堕胎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至于道德上的理由，归根结底是天主教的论点：未出世的孩子具有灵魂，如果未经洗礼就中断他的生命，这个灵魂就绝无升入天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会虽然时常允许杀死成年人，例如在战争和执行死刑时，却以毫不妥协的人道主义来对待尚处在胎儿期的人。在这里，未经洗礼固然不可以获得赎罪，但圣战时代的异教徒也同样未经过洗礼，可是杀死他们却受到热情的鼓励。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们，要比今天被送上断头台的犯人和死在战场上的士兵，更并非是全都能蒙受天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都会把问题推到上帝思典上面；它承认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拯救灵魂要在人和上帝之间加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许上帝接受胎儿的灵魂升入天堂？只要得到教会会议批准，上帝就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就像在辉煌时代以宗教名义屠杀异教徒时，他并没有表示异议一样。
事实上这种障碍是一种古老而顽固的传统，与道德毫无关系。此外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我在前面有机会提到的那种男性虐待狂。鲁瓦博士1943年献给贝当的那本书是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它是不诚实的不朽范例。作者以慈父般的忧虑坚持认为堕胎是危险的，然而又认为剖腹产最有益于健康。他赞成把堕胎视为犯罪而不是过失；甚至在需要采取医疗措施时——即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时，他也不许堕胎。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是不道德的，基于这种论点，他奉劝母亲作出牺牲。他断言胎儿不属于母亲，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然而这些“有正义感的”医生们在为母亲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又认为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并不是对母体有害的寄生虫。从某些人极力拒绝接受一切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物可以判断出，反女权主义现在仍很猖狂。
此外，使许多年轻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病弱的法律，完全无法保证生育率的增长。赞成和反对堕胎合法的人都认为，强制性法规已经彻底失败。在法国，据权威人士认为，近几年每年的堕胎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而且其中2／3是已婚女人。因手术秘密和不当而造成的伤亡人数，虽然还不知道，但肯定很大。
有时堕胎被称为“阶级犯罪”（classcrime），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避孕知识在中产阶级当中已得到广泛普及，浴室的存在使得这种知识，比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工农家庭，更容易得到实际应用；中产阶级的年轻女人比要其他阶层的妇女谨慎；而且对于生活在舒适环境里的人来说，婴儿也不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贫困、住房拥挤以及女人对家外工作的需要，是一些最常见的堕胎原因。看来夫妇有了两个孩子一般就会决定节育；所以可恶的堕胎女人，同时也是抱着两个金发天使的伟大母亲：她是同一个人。但在低收入的群体当中，无论有着多么迫切的需要，流产和堕胎对所有相关的女人也还都意味着绝望、听天由命和巨大的痛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环境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式结婚或身为情妇过着舒适生活的女人，肯定会得到男人的资助，她有钱，有亲戚，因而条件会十分优越。首先，她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忠告去做“医疗性的堕胎”，必要时，她还可以到瑞士去旅行，因为瑞士对堕胎持自由和宽容的态度。在目前的妇科知识水平下，这种手术若是在各种消毒技术皆很优越的条件下由专家进行，必要时若使用麻醉剂，便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她就是得不到正式的合作，也会得到私下的帮助，而这对她同样是安全的：
她很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换取精。动的照顾，而且她不必等到怀孕很久才去堕胎；她会得到认真地护理。某些特权者断言，小小的意外反而会对健康有好处，可以使气色变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极少有那种悲惨的处境，能比处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让人可怜的了。为了消除周围人们认为的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动。这正是每年法国约30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和农妇身上发生的事情。做非法母亲，甚至在今天，也还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许多人宁肯去自杀，或者去做杀婴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亲，而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刑罚，都无法阻止她们“打掉”尚未出世的婴儿。诱奸是个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点无知的女孩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情人引诱，直到发生那种几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实情，再后来就是堕胎。
堕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后果的手段。
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情况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发觉自己怀孕时，他可能已经把她抛弃，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对他隐瞒这件丢脸的事，或者她可能发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会拒绝生下这个孩子，可是并非没有遗憾；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她未能当机立断打掉胎儿，也许是由于她没有门路，或者是由于她没有现款，服用无用的药物而失去了时间，她可能要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后才去打胎；这时堕胎要比前几个月危险、痛苦和将就得多。女人对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试图解脱时会感到极度痛苦和绝望。在农村，几乎没有人懂得使用探针；
“失足”的农妇让自己从谷仓梯上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往往摔伤而又白费功夫；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在篱笆下或阴沟里发现被勒死的婴儿的尸体。
城市妇女倒是相互帮忙的，但要找一个非专业的堕胎者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凑够足够的钱。所以孕妇经常求助于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来动手术。这些非专业的堕胎者往往是不称职的，在使用探针或织针时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个厨师很无知，她本想往子宫里注射醋液，却注射到膀光里面去了，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这种堕胎手术，开始得很粗鲁，进行得漫不经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为痛苦，也许还会伴随着濒于癫痫发作的神经紊乱，可能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也可能造成致人于死命的大出血。
柯莱特在《格里比奇》里，描写了一位音乐厅里的舞蹈演员，在她母亲的无知操纵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亲说，标准疗法是先喝浓浓的肥皂液，再跑上个15分钟。此类疗法在试图打掉胎儿时常常要了母亲的命。我听说一个速记员，因不敢求人帮忙，泡在血水里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四天。
很难想像哪种遗弃，能比夹杂着死亡、犯罪和羞耻的威胁的遗弃更可怕的了。对于贫困但已结婚的女人来说，只要她们的堕胎行动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没有经受无用的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关于这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协助，仿佛堕胎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不得木忍受严重的肉体痛苦；医院不能不去接受一个开始流产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给她做刮宫术时，却不给她使用任何止痛剂，以便对她进行残酷的惩罚。似乎这种迫害并未激起女人的义愤，因为她们只是太习惯于受苦了；但她们对于自己日益蒙受的耻辱是很敏感的。她们要接受的手术须秘密进行并且是犯罪这个事实，增加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使它有一种令人感到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痛苦、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