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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支配的诱惑，是所存在的最为普遍的、最不可抗拒的一种诱惑；让孩子屈服于母亲，让妻子屈服于丈夫，就是在助长世界上的暴政。让丈夫得到赞许和敬佩、成为顾问和导师往往还是不够的；他要发号施令，他要扮演主之。他在童年及以后生活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恨，他在别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要受到横眉冷对和伤害）中间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所有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他是暴力、权力和坚定决心的化身；他声色俱厉地发号施令，他大吼大叫，他拍打桌子：这样的闹剧对妻子是家常便饭。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她那一方任何独立的蛛丝马迹对他都好像是一种反叛；他情愿让她未经许可就不能呼吸。
但是她也确实要反叛。即便当初她对男性威望曾有深刻的印象，她的眩惑也很快会云消雾散。孩子总有一天会发觉父亲是个偶然的人；妻子不久就会发现站在她面前的并非是主子那种伟人，而只不过是个凡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受他的支配；她觉得他只不过代表一种令人不快的、不公正的义务。有时她以被虐的快活去服从：她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任其摆布只不过是一种长久的无声谴责；但她也常常可能与她的主子公开对抗，反过来坚持对他实行专制。
只有天真的丈夫才会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妻子服从他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塑造”她。巴尔扎克说：“妻子是丈夫制造的”；然而他在后面几页又恰恰说了些相反的话。在抽象的逻辑领域里，妻子确实往往屈从于男性的权威；但一碰到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她就会暗地里顽强地反对他。童年和青年时代对她要比对男人的影响深刻得多，因为她被紧紧地束缚在个人历史的范围。她常无法摆脱她早年获得的东西。丈夫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她，但绝不可能改变她的宗教信仰或迷信信念。
她尽管获得了新的见解，尽管鹦鹉学舌地嚷嚷着原则，可是对事物仍保留着自己的特殊观点。这种阻力可能会让她无法理解较她有知识的丈夫；或者相反，也可能会把她抬到迟钝男性的严肃之上，如司汤达、易卜生和肖伯纳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有时，她出于对丈夫的敌意（不论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令她失望，还是相反，因为他对她专横跋扈，她想进行报复），而故意坚持与他相左的价值；她依靠母亲、父亲、兄弟以及某些她觉得“比她强的”男人的权威，依靠忏悔神父或修女的权威，来达到胜过他的目的。或者，她不正面提出反对意见，拼命故意地和他闹矛盾，攻击他，中伤他，竭力让他产生自卑情结。她如果有所恃，当然乐于让丈夫眼花缭乱，把她自己的判断、意见和命令强加于他；她会彻底掌握道德权威。
她如果无法同丈夫的智力优势竞争，就会在性方面进行报复。她或在满足她的要求以前不许丈夫来拥抱，或以表现性冷淡去凌辱他，或借反复无常的卖弄风骚把他贬到一个乞求者的位置；她通过调情、引起嫉妒、种种欺骗，努力让他作为一个男子汉蒙受羞辱。她若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就会洋洋得意地把她性冷淡的秘密藏在心底；她常在日记里透露这件事，更经常在朋友面前把它给吐露出来。许多已婚女人都以相互吐露她们假装有其实并不愿意有的快感的“手段”为快；她们无情地嘲笑她们的苯伯自负而又愚钝。这种吐露往往更可能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在性冷淡和性冷淡意志（thewilltofrigidity）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不管怎样，她们反正认为自己缺乏性感受，于是尽情地发泄她们的怨恨。
有些被喻为祈祷螳螂的女人，她们希望晚上和白天都能够大获全胜：她们做爱时冷淡，言谈时高傲，举止霸道。照梅布尔·道奇·卢汉的看法，D·H·劳伦斯之妻弗丽达就属于这一类型。她无法否认他的智力优势，便硬把她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他，根据这一世界观，只有性的价值才值得考虑。她声称：“他不得不从我这儿得到这一切……无人知晓这一点。真的，是我为他提供了书中的素材。”但她仍觉得需要不断地证明她对于他是何等重要，绝不能让他们的婚姻墨守成规。她总是有新的炸弹爆炸，于是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连串谁也不肯屈服的争吵。其他女人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的支配意志，经常藐视丈夫的容貌、能力和赚钱的本事，或者只以现金收入评估他们的工作。这些策略都是用来对付身为主要的主体的男性的，其目的在于极力否认他的超越性。男人喜欢认为女人在做阉割他们之梦，但实际上她的态度是暧昧的：与其说她想废除男性，不如说她想羞辱男性。更准确地说，她希望剥夺男人的设计和未来。当丈夫或孩子生病、疲倦，沦为纯粹的肉体，仿佛只是众多东西的一个，如同坛坛罐罐一样需要照应时，她最为自鸣得意。她把沉重的、富有肉感的手放在生病的丈夫身上，是为了让他感到他只不过是个肉体而已。
女人希望男人不是一个表现主体的身体，而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肉体。她反对生存，只肯定纯粹的生活；她反对精神，只肯定肉体；她倾向于对男性事业采取一种帕斯卡尔式的古怪态度，和他一样认为，“男人的全部悲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能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
她喜欢把他关在家里。一切非直接有利于家庭生活的活动都引起她的敌意；当伯纳德·帕里西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珐琅，而把家具当成燃料烧掉时，他的妻子勃然大怒，至今世界上没有这种珐琅不也是挺好的吗？拉辛的妻子则想让他对花园里的红醋栗感兴趣，却不想读他写的悲剧。
这类冲突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以至引起分裂。但通常女人希望一面“控制”她的丈夫，一面反抗他的支配。她与他斗争，以维护她的独立性，又与世界其他人斗争，以维持让她注定依附的“处境”。这种双重游戏可不是好玩的，它部分解释了许多女人借以度日的紊乱和神经质的状态。
“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控制”他则属于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需要有相当大的能力才可以胜任的职业。聪明的姐姐对乖戾的年轻妻子说：“你可要当心，和马塞尔吵架会丢掉你的职业。”赌下的东西是极其严重的：物质和精神的保障，自己的家，妻子的尊严，爱情与幸福的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替代物。妻子很快就会懂得，她的性吸引力是她最软弱的武器；
它随着彼此熟悉而消失；天哪，况且到处都有别的女人。于是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妖冶动人，讨人喜欢；她常常在自豪地让自己变得性冷淡和希望用热情的肉欲去讨好丈夫并赢得他的宠爱之间痛苦不堪。她也依靠习惯力量的魔力，依靠满意的住处、他对美食的嗜好、他的父爱魔力；她努力以款待和打扮“为他增光”，她也努力用自己的劝告和忠告去影响他；她要力所能及地使自己对他的社会成就和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但最重要的是，整个传统把“管理”男人的艺术强加给了妻子们；一个妻子必须发现并迁就他的弱点，必须聪明地、恰如其分地运用恭维与挖苦，顺从与反抗，警觉与宽厚。这最后一种态度的结合是一件特别精细的事情。给予丈夫的自由必须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老妻子过于彬彬有礼，她就会发现丈夫在逃避她；无论他送给别的女人多少钱和激情，都是从她这里取走的；而且她还要冒着情妇有足够的力量让他同她离婚，或至少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首位的风险。但若她什么风险也不许他冒，若她的看管、吵闹和苛求惹恼了他，她也很可能会让他转而同她明确闹对立。这是一个要懂得如何有意地“作出让步”的问题；如果某人的丈夫搞点“欺骗”，她应当闭上自己的眼睛；但在其他场合，她必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已婚女人尤其要防备年轻的女人，千万不要认为她们太幸福了以至不会窃取她的“职业”。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同令她惊恐的竞争对手分开，她应当带他出去旅行，努力转移他的注意力；若有必要，她应当以德·蓬帕杜夫人为榜样，找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新对手。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她就只好求助于大哭大闹，神经质发作，试图自杀等；但过多的争吵和责怪会驱使丈夫离家出走。所以妻子在最最需要变得富有魅力时，她要冒着使自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的危险；如果她想赢得这场比赛，她就得设法把动人的眼泪和动人的微笑，把虚声恫吓和卖弄风情熟练地结合起来。
这的确是一门令人发愁的学问——装聋作哑，耍弄手腕，默默地恨与怕，玩弄男人的虚荣心和弱点，学会阻挠他、欺骗他。“管理”他。但女人也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去为这一切辩解，那就是她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婚姻。她没有有报酬的职业，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没有私人关系，甚至连姓氏也未再是她的；她除了是丈夫的“一半”，一无所是。若他离她而去，她一般来说既不能自食其力也不能得到外援。要批评托尔斯泰之妻索菲娜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拒绝过虚伪的婚姻生活，她又能到哪里呢？她的命运又能怎样呢？的确，她看上去是像个可恨的泼妇；但又怎么能够要求她去爱她的暴君、为她受到的奴役祝福呢？夫妻之间若要有忠诚和友谊，其根本条件在于，双方在相互关系上都是自由的，在具体事务中是平等的。鉴于唯有男人才有经济上的独立地位，鉴于根据法律和习俗他具有属于男性的优越条件，那么，他常以暴君面目出现，而这又促使女人反叛和掩饰，都是很自然的了。
没有人想否认婚姻生活的悲剧性及不堪回首的缺陷；但婚姻的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