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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女人却几乎无法听到她自己的心声。她将根据自己的心境，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观察她自己的情感。由于她被动地服从这些观点，各种解释的正确性相差无几。在一些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她拥有经济与社会的特权地位。这时，神秘性发生了逆转，它表明，它并不属于这一个性别，而是属于另一个性别，属于当时的处境。对相当多的女人来说，超越的道路是封闭的：因为她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无法让自己成为任何一种人。她们隐隐地想知道自己可能成了什么人，可是这又会让她们提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如果说男人无法发现女性的神秘本质，那完全是因为它不存在。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不可能通过这个世界对自己加以客观地确定，她的神秘性所隐藏的只不过是空虚。
而且，和一切被压迫者一样，女人故意掩饰她的客观真实性。奴隶、仆人和穷人，所有靠看主人眼色过日子的人，都懂得用永远不变的微笑或高深莫测的无动于衷来对待主人。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实际行为，都被小心地藏了起来。此外，女人从青少年时起，就学会了骗男人，搞阴谋和诡计多端。在谈到男人时，她脸上总是带着一副不自然的神情。她是谨慎的、虚伪的，她总是在做戏。
但是，神话思想所承认的女性神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它直接隐含于绝对他者的神话之中。如果承认这个次要的有意识的人，也有明显的主观性，也能够进行C略协［我思］，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这个人实际上是主权的，能够重新变为主要者。为了使所有的相互性都完全成为不可能，必须使他者对自己也是一个他者，必须让他的主观性受他的他性影响。这种被异化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在其纯粹的内在存在中，将明显是一种神秘。鉴于它对于自己也会成为神秘这一情况，它在本质上将是神秘的。它将成为一种绝对的神秘。
同样正确的是，只要黑人和黄种人被绝对看成次要的他者，除了他们的掩饰所造成的秘密，在他们当中还有神秘存在。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公民虽然让普通的欧洲人深感困惑，可是他们并不被认为他是“神秘的”：人们会比较谦虚地说，他们不理解他。女人也并不总是“理解”男人的，但是并不存在男性神秘之类的事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富有的美国及男人，是站在主人这一边的，而神秘则属于奴隶。
的确，我们只能沿着欺诈这条通幽小径，对神秘的大可置疑的真实性苦思冥想。犹如遥远的幻象，当人们想目不转睛地注视它时，它却消失了。在试图描绘“神秘的”女人时，文学总是失败的。作为一些奇怪的神秘人物，她们只能出现在小说的开始；而在结束对，她们放弃了自己的神秘之处，完全成了表里如一的透明人物，除非故事没有结局。例如，彼得·切尼（PeterC讪贝耶书中的主人公，始终对女人的高深莫测的任性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能永远猜到她们将会如何行动，她们把所有猜测结果全都给推翻了。实际上，一旦把她们的行动动机向读者全盘托出，就会发现她们是些非常简单的人物：这个女人是一个好细，那个女人是一个小偷。不论小说的情节安排得多么巧妙，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使作者有天下所有的才华和想像力，它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神秘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当我们走近看它对，它使消失了。
我们现在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女人神话是用它对男人的有用性来解释的。女人神话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男人对他所需要的东西不再感到迫切需要时，女人神话才能够出现；关系表现得越具体，这些关系的观念化成分就越少。古埃及的农夫，贝督因的农民、中世纪的工匠以及今天的工人，他们对工作和克服贫困的需要，都和他们的特殊公伴有关系。这些关系对她们来说是太明确了，以至用不着用征兆来装点，不论这些征兆是吉利的还是不吉利的。那些以有梦想闲暇为特征的时代和社会阶级，是那些树立了邪恶的或善良的女性形象的时代和阶级。但是，和奢侈一起出现的还有实用，这些梦想不可抗拒地受着利益的支配。毫无疑义，大多数神话都源于男人对他自己生存及对他周围世界的自发态度。但是，超出经验、面向超越的理念，被父权社会蓄意用来自我辩护。通过这些神话，父权社会以生动有力的方式，把它的法律和习俗强加于个人。正是在神话的形式下，群体命令（山emp－m叮已rative）经过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宗教、传统、语言、寓言、歌谣和电影之类的中介，这些神话甚至渗透到受着物质现实的极严酷奴役的生存者心中。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对他单调体验的升华：在他受所爱女人的欺骗时，他称她是狂妄的子宫；在他为自己的性无能苦恼时，他称她是一个螳螂。还有一些人在妻子的陪伴中享受到乐趣：快瞧呀，她竟然是和谐、安宁和仁慈的大地！多数男人所具有的对永远讨价还价的爱好，对绝对合适的爱好，都通过神话得到了满足。连最微小的激动、最轻微的烦恼，也在反映超时间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是一种对虚荣心非常愿意阿议奉承的幻觉。
女人神话，是虚假客观性设置的一个陷阱，而信奉现成评价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个陷阱。这里，我们又在和代替现成偶像对现实的体验，及代替这一体验所需要的自由判断打交道。女人神话用目不转睛地注视幻象，代替了同自主生存者的真正关系。“幻象！幻象！”拉福格大声喊道。“我们无法理解她们，所以应当杀死她们。或者，最好让她们平静下来，让她们受到教育，让她们放弃对珠宝的爱好，让她们成为我们真正平等的同志、我们的亲密朋友、世界上真正的伙伴，让她们穿着各异，让她们剪短头发，对她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恰恰相反，假如男人不再把女人装扮成一种象征，他什么也不会失去。梦想一旦变成正式的公众事务，变成陈词滥调，它们和活生生的现实相比，的确显得单调乏味。对真正的梦想者来说，对诗人来说，女人与其说是一个邋遢得出奇的婆娘，不如说是源源不断的泉水。极其真诚地对女人表示爱护的时代，不是封建的骑士时代，可也不是对女人大献殷勤的19世纪，而是男人把女人看做同类的那些时代，例如肥世纪。那时的女人似乎是真正浪漫的，《危险的私情》、《红与黑》和《永别了，武器》这类作品，就是这样充分表现的。拉克罗（h化k侣）、司汤达和海明威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神秘性，可是她们因此仍然十分迷人。承认女人是一个人，并不是要对男人的体验进行任何改变：这不会让体验失去它的多样性、丰富性，或减弱它的强度，假如这种体验在两个主观之间发生的话。抛弃女人神话，并不是要完全破坏两性间的戏剧性关系，也不是要否定女性现实所确实向男人揭示出的意义，更不是要取消诗歌、爱情、冒险、幸福和梦想。这只是要行为、情感和激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人
“女人不见了。这样的女人在哪里？今天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神秘口号的含义。对男人来说，以及对于以男人目光看待事物的众多女人来说，母亲或情妇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仅仅拥有女人身体或表现女性功能还是不够的。在性行为和母性中，女人作为主体，能够要求自主。但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他者。今天的男人表现出一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这使女人痛苦不堪。在整体上，他们愿意承认女人是自己的同类，是一个平等的人，但他们仍然让她做次要者。对她来说，这两种命运是不可比的。她在是做这种人还是做那种人之间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因此失去了平衡。在男人身上，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着裂痕：他在行动和工作中越是证实他对世界的控制，就越是显得有男子汉的气魄。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女人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
在这方面，男人的感受性和性冲动会完全有可能发生变更。现在，新的审美观念已经产生。如果说，时兴扁平的胸脯和狭小的臀部，即时兴男孩子的形体是昙花一现，那么以前几个世纪崇尚过于丰满的理想至少是一去不复返了。女性身体被要求必须是肉感的，但这个要求比较谨慎。它应当是苗条的，不发胖的；它必须是肌肉发达的、柔韧的、强健的，使人可以联想到超越；它不应当像终日不见阳光的温室里的花草那么苍白，而宁可如光着膀子在太阳下干活的工人那样晒得黝黑。女人的衣服在实用的同时没有必要让她显得无性感：相反，穿短裙倒是为了使她的双腿显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性感。没有理由认为劳动会夺走女人的性魅力。认为女人既是一个社会的人，又是一个发泄肉欲的对象，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在佩纳（ler）最近写的一系列作品中（1948年），我们发现，一位年轻男人撕毁了他的婚约，因为他受到美丽动人的市长夫人的诱惑，而她正打算主持他的婚礼。让女人既有某种“男人的地位”，又让男人感到称心如意，这长久以来是人们开下流玩笑的题目。但逐渐地，这种挖苦讽刺变得不那么犀利了，看来，一种新型的性爱正在产生——也许这会造成新的神话。
毫无疑义，让女人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命运，在今天是十分困难的。这是造成失策和不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失策和不安有时又让人们认为她们是“失去性别的人”。忍受无形的奴役，无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