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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确实是善的化身：她部分属于自然，不过自然变成了善，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还具有神秘性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神秘性，就和达·芬奇画的圣母像中的那种神秘性一样。男人不希望做女人，但他却梦想自己能够囊括所有的存在，因而也包括这个和他有区别的女人。他在崇拜母亲对，极力占有她那奇怪的财富。承认他是母亲的儿子，就等于从心里承认他的母亲。就女性是和大地、生命以及过去的联系而言，这是同女性并为一体。
在维多里尼写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中，主人公看望母亲时所寻求的，是他的故土，是故土的芬芳与果实，是他的童年，是他对祖先的记忆，是传统，是他的个人生活把他从那里切断的根。正是这深深扎下的根，让男人对自己的超越倍感骄傲。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看到自己是怎样挣脱出母亲怀抱，为冒险、为未来和战争而一往无前的，这让他感到高兴。这种分别，若无人挽留，便不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动，就会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且，他也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随时准备欢迎他的归来。在紧张的战斗之后，主人公很想和母亲一起重新享受一下内在性的宁静：她是避难所，是静寂；她用手抚摸他时，他又落入自然的怀抱，他任凭自已被生命之流静静地冲向前去，就像在子宫或坟墓里那样。如果说传统让他为探母而死，那是因为，在母性面前，甚至连死亡也是驯化了的，与生一致的，同所有的肉体生命密切相关的。
和在古代帕耳开神话里一样，母亲仍与死相关，就是说由她埋葬死者，哀悼死者的去世。但她的作用也正是把死与生联为一体，把死与社会、公共福利联为一体。所以，对“英雄母亲”的狂热崇拜受到蓄意鼓励：如果社会能说服母亲让她们的儿子去死，它便会认为它有权杀死他们。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控制母亲对于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身上满载荣誉，她拥有一切美德，宗教的产生与她有特殊关系——因而不许背离宗教，冒天下之大不匙去犯笃圣罪和亵渎罪——的原因。她是道德的守护者，是男人的仆人，是魔力的仆人，如果它存在的话。所以她会以既定的方式去亲切指导她的孩子。一个社会，其乐观态度越是坚定，它对这种温柔权威的服从就越是驯服，母亲就越是受到美化。菲利普·怀利（PhilipWyie）在《毒蛇的后代》中，把美国“妈妈”描绘成了一个偶像，因为美国正式的意识形态，其乐观主义十分坚定。赞美母亲，就是承认生育、生命和死亡既具有动物的形式，又具有人类社会的形式，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由于奥古斯特·孔德梦想达到这种综合，他让女人变成了未来人类值得崇拜的人物。但这些想法又使一切革命者都反对母亲的形象。他们对她表示蔑视，拒绝接受那种试图通过母亲这位法律与习俗的守护者所强加于他们的——毋m〔现状严。
给母亲带来荣耀的尊重，环绕着她的禁令，压抑了怀有敌意的憎恶，而这种憎恶与她引起的肉体敏感性自然地温在了一起。然而，对母性的某种潜在恐惧依然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以来，始终存在一种较为次要的、可以肆意表达这种厌恶的神话：这就是关于岳母的神话。从寓言到轻歌舞剧，男人总是通过他妻子的母亲去表达他对母性的轻蔑，而她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不愿意想到他所爱的女人是被生出来的：他岳母是衰老的明显写照，她在生出女儿时就使她面临衰老的厄运。她的肥胖和她的皱纹在提醒人们注意，肥胖和皱纹也会出现在年轻的新娘身上，这样便可悲地预示了新娘的未来。她在母亲旁边似乎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物种的一个阶段；她不再是一个被人渴望的猎物，一个被爱的伙伴，因为她的个体的和分离的生存被融进了一般的生命。她的个体性被普遍性淹没，她的精神自主性被她的植根于过去和肉体的存在可笑地夺走：男人正是这样让怪人的客体生存沦为笑柄。但如果他的嘲笑充满了积怨，那是由于他十分清楚，他妻子的命运是大家的命运，也是他的命运。各国的故事与传说都让继母充当母性残忍一面的化身。是继母把白雪公主给整死的。在继母的邪恶形象中，始终《以发现戴着繁髅颈链的喀里的影子，如德·塞居尔夫人（J肝班加种辩）书中的非希妮夫人，她在鞭打索菲时就是如此。
可是在被尊为圣徒的母亲的后面，还紧跟着一群把草药汁和命星放射物献给男人的善良的女术上：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慈善姐妹全的修女，有一双极温柔的手的护士，魏伦动轴心地梦中的情人：
你甜蜜、沉思，对什么也不吃惊，
人们吻你的前额，犹如一个孩子。有人说她们同弯弯曲曲的葡萄树和淡水一样，非常神秘；她们敷裹并治愈伤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无声智慧，她们无师自通。在她们面前，男人忘掉了自尊；他体验到温顺和重新变成孩子的甜蜜，因为和这些女人呆在一起，无须为威望而斗争：他不会妒忌自然拥有的非人的魔力；这些在照料着他的聪明初学者，在奉献自己时承认她们实际上是他的仆人；他服从她们的仁慈权力，因为他知道，尽管他服从，他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童年的朋友，纯洁的少女，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在这伙慈善者之列。而他妻子本人，她的性魔力一旦消失，她就会被许多人看成是他们孩子的母亲，而不是爱人。既然母亲以前曾经既被奉若神明又是受着奴役的，人们就不必再把她当成伙伴，因为她现在也是既被奉若神明又受着奴役的。为母亲恢复名誉，就是为肉体因而也就是为肉体结合及妻子恢复名誉。
由于她的魔力武器为婚礼所剥夺，她在经济和社会上附属于丈夫，于是“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她十分彻底地属于他，以至有和他一样的本质。她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而他为她负责。他称她是他的“老婆”。他为妻子感到骄傲，就像他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骄傲一样，有时甚至更加骄傲。通过她，他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权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现世命运。在东方人看来，一个女人应当是丰满的，这样人们就能够看到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她就能够为丈夫增光。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把她们打扮得越俏丽，他得到的评价就越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如他订做的汽车车身那样。若他是富有的，就会用裘皮和珠宝来打扮她；要是不太富有，他就会夸耀她有德行和会持家。而最穷困潦倒的人，要是得到一个能侍候他的女人，就会认为他毕竟有了一点财产：《驯悍记》中的主人公把他的邻居全都找了来，看他可以多么有权威地降服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男人都会令人想起坎道勒斯王（kingCandaules）：他当众裸露妻子的身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大肆宣扬他的好品质。
但是，女人不仅满足了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他以支配她为乐。除了犁钟开沟的那些现实主义象征，如果女人还是一个人的话，她还有更神圣的象征：丈夫不但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记号于她，在她身上打上了他的烙印。男人喜欢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它们的形式，刺入它们的本质。而女人尤其是“他手中的泥”，这块泥是被动的，任他加工，任他塑造。她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物质，对它的加工和处理很快就会完成，因为做这项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但女人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在于，她身上的某物以某种方式逃避了每一次拥抱。于是，男人成为这样一种现实的主人：它更值得驾驭，因为它不断地逃避控制。
女人在男人身上唤醒了一个陌生者，他骄傲地承认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婚姻的无可指责的狂欢中，他发现了他自己动物本性的伟大：他是雄性。同样他也发现女人是雌性，不过这个字眼现在溢满赞美之义：这个雌性动物在为她的孩子操心，在给他们喂奶，在抚摸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这个雌性是人类的典范。男人激动地要求他的伴侣做出这种忍耐，这种奉献。她依旧是大自然，但却被渗入了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用的所有美德，他懂得如何将这些美德领人家中。男人和孩子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揭示藏在事物中的秘密；从这一角度来看，事物具有欺骗性。布娃娃一旦被撕开，它的内部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再有什么灵性。生物的内在本性更让人难以琢磨。女性的腹部是内在性和死亡的象征，它固然暴露了部分秘密，如在女人的脸上露出快乐的表情时，但它也隐瞒了这些秘密。男人把这个隐隐颤动的生命骗到他家时，这种神秘性并未因占有而受到破坏。女人把雌性动物的功能搬进了人类世界。她延续生命，统治内在性的王国；她把子宫的温暖与亲密带到家中；是她在理家，让家里充满了生气，而这个家不但维持了过去，也在预示着未来。她生出下一代，养儿育女。多亏有了她，男人才能把由于工作与活动而散落在外部世界的生存，重新集于她的内在性之中：他晚上回到家时，总算又能抛锚上岸了。他日常工作的连续性是靠他的妻子来保证的；不论他在外部世界碰到什么意外，她都要保证让他吃好、睡好。不论什么被搞坏了或用旧了，她都要恢复过来，她为疲惫不堪的工人去做饭，在他生病时照顾他，她缝缝补补，洗洗唰唰。她把整个广大世界全都引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