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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吴大帝反对娼妓的努力，以及后来法国的查理四世和18世纪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莱西为禁娼所作出的努力，都同样是失败的。社会组织使娼妓变得不可缺少。正如叔本华（勤b怵油则以闪烁其辞地指出的：“妓女是人类放在一夫一妻制圣坛上的祭品。”欧洲道德史学家菜基（b均产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只是方式有所不同：“妓女作为堕落的最高类型，是贞操的最伟大的监护者。”犹太人的高利贷活动和妓女的婚外性行为，同样受到社会和国家的谴责，但社会不得不和金融投机及婚外爱共处。所以，社会把这些职能指派给被隔离在犹太区的或其他隔离区的残民等级去履行。和犹太人一样，妓女也必须在衣服上标有鲜明标志，因而无法防备警察；对于她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有不少妓女是自由的，有的人甚至生活得很优裕。和希腊高级妓女时期一样，同“正派女人”的生活相比，风流奢侈的生活给女性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法国，单身女人有着特殊的地位，她的独立性和妻子所受的束缚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社会习俗却剥夺了法律赋予她的一切权利。她具有所有的公民权——但这些权利却是抽象的、空洞的；她没有经济自主性，也没有社会尊严。老处女往往在父亲家庭的庇护下度过一生，或者在修女院和其他老处女相依为命。她除了不服从和罪孽，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形式的自由——这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能通过堕落赢得自由一样。消极性仍然是女人的命运，她们获得的行动自主权依旧是消极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可以有所作为，或者可以完全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显然十分少见。在工人阶级当中，经济压迫固然取消了两性不平等，却也剥夺了个人的一切机会。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当中，女性照样受欺侮：她们只不过是在过一种寄生的生活。她受的教育很少，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她才可以设想并实施具体的设计。女王和女摄政王们有这种难得的快活：她们的君权使她们上升到她们的性别之上。在法国，撒利法（theSaliclaw）不准许女人继承王位，但她们在夫君身边或在夫君死后，有时却起着重要作用，如圣·克洛蒂尔达、圣·拉德贡德和卡斯蒂利的布兰契（BlancheofCastille）便是如此。修女院的生活可以让女人独立于男人：有些女修道院长握有很大的权力。埃洛伊丝在做女修道院长时赢得的名声，同她的爱情所赢得的名声一样大。女性灵魂从受制于上帝的神秘关系中，得到了男性灵魂所具有的一切灵感和力量。社会所给予的尊重，使得她们可以完成艰难的事业。冉·达克的冒险具有神秘的天分，但不过是短暂的越轨行为。然而锡耶那的圣·卡特琳（St．CatherineofSiena）的经历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她在十分平凡的生活中，靠积极的慈善活动，靠证明她过着紧张精神生活的想像，在锡耶那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于是她得到了成功所需要的权威，而女人通常不会具备这种权威。在规劝死刑犯时，在把迷途者带回来时，在减轻家庭同城市之间的怨恨时，人们都求助于她的影响。她有社会的支持，而社会又是靠她才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所以她能够完成进行调解的使命。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鼓吹服从教皇，她同主教和统治者们保持着广泛联系，最后被佛罗伦萨选为使节，到阿维尼翁去寻找教皇。女王们靠神权，圣女们靠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德，的确赢得了社会的支持，从而她们可以和男人平等地行动。相比之下，社会却仅仅要求其他女人保持端庄与沉默。
总之，在中世纪男人对女人持有相当不利的见解。艳诗作品无疑在赞美爱情，《快乐的罗马人》怂恿年轻人终身服侍贵妇人。但和这种（由抒情诗产生的）文学相反，表现资产阶级灵感的作品，却在恶毒地攻击女人：寓言、喜剧和叙事短诗指责她们懒惰、娇气、淫荡。女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教士，他们把责任推给婚姻。教会将婚姻奉为神圣，却又不允许基督教的精英们结婚：这种矛盾源于“有关女人的争论”。教士撰文对女人的缺点和男人在婚姻中受的折磨表示“悲痛”，并且热嘲冷讽，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想证明女人的优越性。这场争论在整个15世纪都在持续，直到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deIhaan）在《爱上帝之书简》对教士进行了猛烈抨击，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女人为捍卫女性拿起笔来。后来她坚持认为，假如小女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就会和男孩子一样很好地“领悟艺术和科学的一切奥妙”。实际上，这场争论只是间接涉及到女人。没有人想到要让女人扮演有别于目前的社会角色。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把教士生活和婚姻状态进行对比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由教会对婚姻的暧昧态度所引起的男性问题。这场冲突由于路德不同意教士独身制而获得解决。女人的处境没有受这场论战的影响；这场“争论”是一个反映社会态度而不是改变社会态度的次要现象。
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女人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她在特权阶级的实际处境的确在改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它有利于强者的显露，对性别则漠不关心。女人成为权倾一时的君主，战士和将领，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些著名女人，大多数都是高级妓女；她们在精神、生活方式和财源上都是自由的，她们的罪过和放荡都具有传奇色彩。这种放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一直是这些有地位的或幸运的女人的特征，她们都能逃脱当时普通道德的严厉约束。除了表明女人在环境有利时可以取得成就的女王和王后——卡特琳·德·美第奇（ChatherinedeMwhci）个伊丽莎白和伊萨贝拉（bolla），以及泰丽莎（Thrm）、卡特琳这些圣女，女人几乎没有取得积极的成就，因为她们在16世纪基本得不到教育以及其他的有利条件。
17世纪，有闲的女人致力于艺术和文学，在上层社会的文化沙龙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法国，德·蓝布埃夫人、德·塞维涅夫人及其他女人名声显赫。在别的地方，克里斯蒂娜王后、德·舒尔曼小姐（MiledeSchurman）及其他女人也受到类似的推崇。通过这种能力和威望，有地位或有名声的女人开始渗入男人的世界，终于通过德·曼特依夫人（MilledeMaintenO）证明，一个机敏的女人，在幕后可以对国事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有些人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是为了扬名于世，于是出现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另一种女人——女演员。1545年在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女人。就是在17世纪初，大多数女演员也都还是男演员的妻子；但后来，和在私生活上一样，她们在职业上也是独立的。高级妓女在尼依·德·朗克洛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她拥有当时一个女人可能拥有的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
到了18世纪，女人的自由在继续扩大。当时的社会习俗仍很严厉：少女只能受到很低的教育；把她嫁出或送进修女院用不着和她本人商量。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把严格的道德规范强加于妻子。但这个阶层的女人却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中产阶级上层“为这种典型所污染；无论是修女院还是家庭都不能把女人给约束住。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种自由仍然是抽象的、消极的：几乎仅仅是用来寻欢作乐。但有知识、有抱负的女人却在创造机遇。按龙放射出新的光芒；女人保护和激励作家，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她们研究哲学和科学，建立物理、化学实验室。德·庞帕多尔夫人（MinedeIhanwtr）和迫·巴里夫人（MinedeBuy）的政治声望，暗示了女人的权力，她们的确在控制国家。于是在旧制度下，文化自始至终成为想有所作为的女人最容易接近的一个领域。可是还没有哪个女人能达到但丁和莎士比亚那样的高度，这一事实要用她们普遍平庸的处境来解释。除了女性精英，文化决非是任何女人的属性，决非是女性群体的属性，而男性天才却往往出自于男性群体。甚至有特权的女人也在面临着重重障碍，虽然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圣·泰丽莎或卡特琳式的人物焕发才智，可是大作家及众多条件却凑在一起去反对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芙（ViopniaWoolf）在《自己的一块活动空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并把她的贫乏而有限的生活同莎士比亚的博学而冒险的生活进行了对比。只是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弗拉·贝恩夫人（Mrs．AphaBehn）的中产阶级女人，她是一个寡妇，像男人那样靠写作为生。继她之后还出现了一些女人，但甚至在19世纪她们也往往被迫隐姓埋名。她们连“自己的一块活动空间”也没有，就是说，她们没有物质上的独立地位，而这一地位是赢得精神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一。弗吉尼亚·沃尔芙说，在英国，女作家始终引起人们的敌意。
法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社会生活和智力生活联系在一起。但一般来说，舆论也对“女学者”怀有敌意。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有地位、有才智的女人和伊拉斯莫（E＿旬等人一起，为捍卫女人而写作。那瓦尔的玛格丽特（MmperiteofNavare）写了许多文章，在反对放荡的社会习俗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感情神秘主义的、不过分拘谨的贞洁理想，这一理想把婚姻与爱情协调起来，以维护女人的名誉和幸福。女人的敌人当然不会沉默。他们又挑起了中世纪的老争论，发表了处处挑剔女人的《入门》。色情文学——《色鬼的小屋》——起而攻击女性的蠢行，宗教文学则引证圣保罗、教父和传道书的话对女人进行污蔑。
女人的成功引起了对她们的新攻击：举止做作的女人，被称为挑拨公众舆论的pdeicuse（女雅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