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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轻浮和她的“肮脏的物质第一主义”有着同样的原因；她因为没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机会而认为小事是重要的，而且对她来说，充斥于她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属于最严肃的实际事情。她把她的魅力、她的机遇，归功于她的打扮、她的美丽。她常显得懒惰、无精打来；
但对她有用的忙碌同纳粹的时间流逝一样空洞。如果她唠唠叨叨、粗制滥造，那是为了排遣她无所事事的时光：既然不可能行动，她就用讲话替代。实际上，当女人从事一项一个人值得一干的事业时，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表明自己是主动的、讲究效率的、沉默寡言的——
以及禁欲的。
她被指责为有奴性；据说她随时准备拜倒在主人的脚下，吻他那只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她确实缺乏真正的自尊。“忠告失恋者”专栏给予受骗妻子和被遣弃情人的劝告，充满了卑鄙屈服的精神。女人在高傲的争吵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是捡起了男性故意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一个把男人既当做生活的唯一手段又当做生活的唯一理由的女人，离开了男性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必然会受尽各种羞辱；奴隶不可能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在放弃尊严时不是体无完肤就算可以了。
最后，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在无知觉的实在性之中，这是她的义务。自然女人要重复，要永无创新地重新开始，要觉得时间仿佛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她忙忙碌碌却永远没有做成什么，所以她认同于她既有的物。这种对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让她保持的那种依附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没有目的：她的心全用于生育或料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这些物是动物生活与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关的价值是实用性；主妇就是生活在这种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没有奢望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家人有用的人。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满足于次要角色，因为那样手段会立刻变成目的（例如这种情况我们在政治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并且手段的价值会成为绝对价值。于是实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统治着主妇的天堂；她正是从这种前景出发展望整个世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采纳了亚里土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观。人们怎么可以期望她表现得大胆、热情、无私和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人奋勇地穿过开放的未来、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现实时才可以出现。女人被关在厨房或闺房里，人们却对她的视野之狭窄表示惊讶。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在，人们把她封闭在她的自我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却又由于她的自恋。她的自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后果，加虚荣、冲动、恶意等，而去指责她。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她既不能感受到团结的吸引力，也不能体验到团结带来的利益，因为她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于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着一般性的福利迈进。她固守于她所熟悉的那个领域，她在那里能够控制一些物件，并且在它们中间拥有一种靠不住的主权。
然而，即使门窗紧关着，女人在家也不完全会有安全感。她的家被那她敬而远之、不敢贸然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正因为她不能用专门的技术、合理的逻辑、确定的知识去把握这个世界，她才像个孩子或野蛮人似的感到自已被危险的神秘笼罩着。她把她的关于现实的魔幻概念投射到那个男性世界；她觉得事情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任何事又都可能发生；她分不清楚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线，她随时准备相信任何事，管它是什么事呢！
她听信传谣，制造恐慌。她即使平安无事也会感到焦虑不安；她夜里似睡非睡，被托入恶梦中的现实搅得彻夜难眠；所以对被判为被动的女人来说，高深莫测的未来在受着战争、革命、饥荒和贫困的幽灵的缠扰；她不能行动，很是烦恼。她的丈夫和儿子从事事业或面对紧急情况时，都敢于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指明了穿越黑暗的可靠道路。但女人却在困惑和黑暗中挣扎；她对此习以为常，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做；在她的想像中一切都同样可能成为现实：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差错，生意可能失败。她在忧思中努力驱赶她自己是软弱无力的这个邪念。
她的焦虑表明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它仿佛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那是因为她生活在里面是不幸的。她’大部分时间并不顺从于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十分清楚，她所忍受的一切都违背了她的意愿：就此而论，她是一个求教无门的女人。她不敢贸然反抗；
她屈从不是出于情愿；她的态度是怨无忧人。凡是能够得到女人信任的人（医生、教士、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习惯弹唱的调子就是抱怨。在朋友们中间，女人反复诉说她自己的烦恼，而女人们则像合唱队似的全在那里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自由的个人对于他的失败只责备他自己，他为失败承担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代理发生的，因而这些人就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极度绝望，放弃了所有的补救办法；向一味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会接受。正如她所做的那样，她坚持生活在她的处境里——就是说，生活在一种软弱无能的愤怒状态中。如果提议作出某种改变，她就会把手一挥说：“那可是孤注一掷啊！”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严重，她也意识到，要摆脱烦恼不能只采取某种权宜之计。她认为整个世界都有责任，因为创造它没有她的份儿，而且是为了反对她；她从少女乃至童年时代起，就对她的地位提出抗议。她得到过补偿的许诺，她得到过保证，说假如她让男人掌握她的命运，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她现在感到受骗了。她要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依附的反面：当一个人把一切都送出去时，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对男性世界怀有某种敬意；如果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就会觉得有无家可归的危险。于是她采纳了善恶对立说的主张——把善和恶清清楚楚地分开，她的主妇经验也是这样暗示的。一个行动者和别人一样，要对善和恶两者负责，他知道他确立了目标，并将其付诸实现；他通过行动意识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义性；正义与非正义，得与失都是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个被动的人却缺乏这种行动，甚至在思想中也不愿意提出伦理问题：善应当实现，若实现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女人和孩子一样，也把善和恶简单想像成既共存又分离的存在物；她的这种善恶对立说消除了她作出困难选择时的焦虑，使她心安理得。要在恶和小恶之间作出抉择，非得自己来确定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不可——这一切包含着极大风险。对于这个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来说，好麦子和莠草的界线截然分明，人们只能除掉莠草；灰尘本身应当受到惩罚，清洁意味着完全不脏；使房子清洁就是清除污垢和垃圾。
所以女人会认为，“这全是犹太人的罪过”，或全是共济会的罪过，或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或全是政府的罪过；她永远反对某人某事。在反对德赖弗斯的人当中，女人甚至比男人还不留情。她们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存在恶的本原，但她们期望“好政府”能够像她们清扫房子里的灰尘那样把它给清除掉。对于热情拥戴戴高乐的人来说，戴高乐就是清扫大王；她们认为他会拿着鸡毛掸和抹布用力擦洗，使法国变得“清洁美丽”。
但是这些希望仅仅是针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眼下恶仍在不断地侵蚀着善；女人既然无法下手攻击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就只好到处找个能够负责的人来，以便可以具体地发泄她的义愤。丈夫是她最喜欢挑选的牺牲品。他是男性世界的体现者，男性世界通过他对她进行管理和欺骗。他以世界为己任，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是他的罪过。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店主、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让他也觉得这些该谴责。她对他常怀有一种特别的不满；但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他很可能有病在身，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拥有她常感到不公正的特权。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对丈夫或情人所怀有的敌意，倒使她依恋于他，而不是疏远于他。一个男人若是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便想离开她，但女人却想让她所根的男人呆在她身边，以便能让他付给报酬。反唇相讥不是为了摆脱不幸，而是为了沉迷于不幸；妻子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男人都把她征服了：她要反败为胜。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像小时候那样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大闹的原因。
当然，女人好哭的癖性基本上是由于她的生活是建立在无力反抗这一事实上的；不过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从生理学上来看，她的神经控制力不那么如男人，她受的教育也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自我放纵。教育或习俗的这一影响的确很明显，例如以前像本杰明·贡斯当和狄德罗那样的男人，就常常泪如泉涌，而后来男人不再流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过时了。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女人从未真诚地接受过这个世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