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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人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样；但是，它之所以和书上所说的童年相像，是因为真正的玫瑰极像明信片上的玫瑰。而这种幸福是来自于我的，正如喂他的奶水也是来自于我的。
和坠入情网的女人一样，母亲也很乐意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存被她所满足的需要证明是正当的；但是，使母爱变得困难和崇高的是，实际上它并不含有相互性的意味；
母亲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男人、英雄或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是沉沦于脆弱、依附于身体的呀呀学语的小人儿。孩子未占有过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和他在一起，女人仍感到孤单；她不能期望她的给予能够得到回报，她要自己去证明这种给予的正当性。这种慷慨值得赞美，男人也会不遗余力地对她大唱赞歌；但是，当母性宗教宣布所有的母亲都是神圣的时，曲解便开始了。母亲的奉献有时可能是完全真诚的，不过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母性通常是自恋、利他、懒散的白日梦、真诚、欺诈、奉献和玩世不恭的奇特混合。
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于，受托养育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孩子的母亲，实际上几乎总是心怀不满的女人：她在性方面要么冷淡，要么未得到满足；在社会上，她觉得自己不如男人；她从未独立地把握过世界或未来。她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弥补这一切挫折。人们要是清楚女人的目前处境使她的自我实现多么困难，她的心里孕育着多么多的欲望、反抗情绪和正当要求，就会知道让她去照料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这种想法该有多么可怕。
她对布娃娃时而溺爱、时而折磨时，她的行为是象征性的；但在她的孩子面前，这种象征变成了严酷的现实。母亲打孩子并非仅仅在打她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打他：她是在对男人，在对世界，或在对她自己进行报复。这样的母亲往往会后悔，孩子也许不会有怨恨，但他确实受到了打击。
母性的残忍一面一直为人所知，但以前总是虚伪地认为这一面是属于残酷继母的形象，她在“好”母亲死后惩罚她的子女。近来的文学作品时常描写“坏”母亲，如果说这种类型有点例外，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道德和端庄可以抑制她们的本能冲动；尽管如此，这种冲动仍然时常会在盛怒、打骂和惩罚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出来。和公然进行虐待的母亲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特别任性和专横的母亲；她们把孩子时而当做布娃娃，时而当做顺从的小奴隶；如果虚荣，她们就会拿孩子去炫耀；如果嫉妒，她们就会把他藏起来。她们往往过分地期望她们的照顾会得到感激。当科内丽她夸她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宝贝”时，她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数不胜数的母亲希望重复这种骄傲姿态，毫不迟疑地把不能实现她们愿望的普通小人儿牺牲掉。她们想让他像或想让他不像她们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够像其他她们所崇敬的亲属；她们想让他成为想像中的某个英雄。这种专制对孩子是有害的，而且总是令母亲失望。这种前面提到的教育上的固执，同反复无常的虐待往往交织在一起；母亲常借口“训练”孩子，原谅自己的勃然大怒；而她在这件事上的不成功，更增加了她的敌意。
另一种对孩子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常见态度是受虐式的奉献，母亲心甘情愿地做子女的奴隶，以弥补自己的内心空虚，惩罚自己的难以启齿的敌意。这样的母亲焦虑得反常，不许孩子离开她的视线；她放弃了一切娱乐，一切个人生活，于是承担了牺牲者的角色；由于这些牺牲，她认为自己有权不给孩子任何独立地位。母亲方面的这种自我牺牲，很容易引起专制的支配意志；［悲哀的母亲〕以她的苦难锻造出了武器，用它疯狂地进行虐待；她所表现出的听天由命，使孩子产生了一种终身难以消除的有罪感：这一做法甚至比她表现出攻击性更为有害。孩子被掷来掷去，感到不知所措，防不胜防：时而拳打脚踢，时而泪流满面，使他形同于一个罪犯。
母亲的主要借口是，孩子根本不可能提供她从小就希望得到的幸福的自我实现；她由于自己受骗、孩子又天真的揭穿这一骗局而指责他。她以前的举止和拿布娃娃取乐无异；她帮助姐姐或朋友看孩子时无须负什么责任。但现在，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还有她自己的自尊心，都坚持让她为那个陌生的小生命负起责任，仿佛这完全是她的事情。尤其是她的丈夫，他因孩子的过失而大发脾气时，简直就和因妻子把饭做糟了，或她的行为不检点面大发脾气时一样；他的无理要求常会对母子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她的孤独地位，由于她无忧无虑，或由于她在家有权威，在思想上将会平静得多；她不会像有的女人那样，屈从于专横的要求，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一律依从，而且还强迫孩子依从。
要把如动物生存一般神秘的、如自然力一般混乱无序的，然而又是人的生存，纳入预先构想的模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人们既不能够像训练狗那样，无须交谈就对孩子加以训练，也不能够用成人的语言让他听明白道理；而孩子则利用了这种处境，他要么用动物般的抽泣或火气来答话，要么用傲慢的言辞去反抗约束。
这样提出的问题无疑具有挑战性，而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母亲，将会喜欢她的教育功能：当安静地坐在公园时，她会发现孩子仍不失为偷闲的极好借口，就和怀孕时一样；多少有点孩子气的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往往十分乐意显出天真的模样，重温她早年的游戏和语言，兴趣和快乐。但是当母亲忙着洗涮、做饭。照料另一个婴儿、上市场买东西、接待客人时，特别是当她为丈夫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时，孩子就只能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无暇顾及去“训练”他；主要是防止他闯祸；他总是打破、撕坏或弄脏东西，常常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总是忙个不停，哭哭闹闹，说这说那，吵得让人心烦。他依自己的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他的这种生活又打乱了父母的生活。父母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非紧紧咬合，这样便引起了各种麻烦。
他永远是一个负担。于是父母常常强迫他作出他不理解的牺牲：他要为他们的安宁平静作出牺牲，也要为他自己的未来作出牺牲。他很自然地要进行反抗。他弄不明白母亲试图向他作出的种种解释，因为她无法洞察他的意识；他的梦想，他的恐惧，他的摆脱不掉的念头和他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她无法看透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盲目地控制一个人，而这个人觉得她立下的规矩与他毫不相干，是一种荒谬的负担。
孩子长得大一点时，这种不理解依然存在：他步入了一个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然而把母亲排除在外。特别是男孩子，他为自己的男性特权感到骄傲，蔑视女人的命令：她坚持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但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做他的习题，或如何翻译拉丁文——她落在了他的后面。为了完成这出力不讨好的任务，有时母亲累得精疲力竭，伤心落泪。丈夫极少认识到这种难度：这是在试图控制一个你不能与他沟通、然而他又是一个人的人，在试图强行干预一个独立的陌生人的事，而这个陌生人又只能在反抗你时得到确定与肯定。
随着孩子的性别不同，这种处境也有所不同；尽管涉及到男孩子时处境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能够较好地适应。由于所谓的应当属于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实际具有的优势，许多女人都更愿意要儿子。“生一个男孩该有多好啊！”她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显然应当属于男性。儿子可以成为男人中的领袖，成为士兵和创造者；他会让世界服从他的意志，而母亲也将分享他不朽的英名；他将给她带来她不曾建造过的房子，不曾开垦过的土地，不曾读过的书籍。通过他，她将占有世界一一区只有在她占有儿子的条件下。由此引出了她态度的矛盾性。
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最少；但事实上，女人做母亲时和结婚与恋爱时一样，对男性超越来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如果她的婚姻或爱情经历使她对男人怀有敌意，那么专横跋扈地对待还是一个孩子的男性，将会给她带来满足；她会用讥讽和无礼的态度去对待那个傲慢的性别。例如她有时会吓唬孩子说，若他不听话，就把他的男性标志割掉。即便是她比较谦卑和温和，把她的儿子作为未来的英雄来尊重，她也会被迫把他还原为目前内在的现实的他，使他名副其实地属于她：正如她把丈夫当做孩子对待，她也把她的孩子当做婴儿对待。这也太合理了，太简单了，以至无须再认为她想阉割自己的儿子；她的梦想是矛盾的：她想让他有无限的权力，可又想让他处在她的掌握之中；
她想让他支配世界，可又想让他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温柔、贪婪。慷慨、胆怯、安静，她不许他运动、结交伙伴，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让他为她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他同时不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优胜者、她引以自豪的天才，她又会大失所望。她的影响无疑是常常有害的——如蒙特朗和其他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所幸的是，男孩子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逃脱这个罗网：传统和社会群体鼓励他这么做。母亲本人对此则听天由命，因为她十分清楚，同男人的斗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让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扮演了［悲哀的母亲〕的角色，或者，她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她无疑生了一个征服她的人。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因而母亲对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戏剧性。母亲没有为女儿欢呼，因为她不属于那个优越等级的成员；她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
她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