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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和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拚命的累斯，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拚命，翻开牌来，我是要贺钱的。连赢带收和贺，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说着，口里衔了雪茄，两手连拍一阵。当时陶科长进来了，那些科员不便作声。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并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陶科长笑道：“胡兄如此高兴，必有得意之作。”胡君连笑带比，又叙了一番。
我们这屋子里，显然又是一个阶级，那边尽管笑声沸天，我们这边，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约十分钟，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有的点头，有的拱手。因为他的阶级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我们有点瞧他不起，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走过我面前时，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他也就过那边去了。
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纪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做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他办。他以为，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骚，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得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
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部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的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到了衙门里，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长听了这话，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捧给陶科长擦脸。他接过手巾，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打开抽屉，取出几件公事，两手捧着走了。
这次科长离开，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不是上次那样高，但胡科长还是神气十足，谈那打扑克的事。约摸有半小时，陶科长回来了，向大家点头道：“头儿走了，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下午可以不来，下星期照常。”大家听说，轰然一声，表示欢喜，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把抽屉锁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加上。几位出色的科员，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科长走了，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喂！下午来八圈吧？”佟君道：“不，今儿好戏，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一窝蜂的走了。我们这屋子里的人，也回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因一盘象棋没下完，还在屋子里。
那个姓王的茶房回过头来，向里张望一下谈笑着道：“该走了。”另一个姓巴的茶房在外面屋里，整理零碎东西，答道：“忙什么？这屋子里暖和，多坐一会儿，家里可以省几斤煤球。”王茶房道：“可没了好香片。坐久了暖屋子，怪渴的。”我听了这话，推开象棋盘，便站起来，瞪了王茶房道：“你奚落我做什么？我们多坐一会也不碍你什么事。”王茶房道：“怎么不碍我们的事？你不走，我们不能锁门，丢了东西，谁负责任？”我喝道：“你说话，少放肆。难道我们当小办事员的人，会偷部里的东西吗？”巴茶房道：“你不打听打听，商务司第三科，前天丢了一件皮大衣。一个姓杨的录事，有很大的嫌疑。”他正收拾科长桌上的东西，仰着脸对了我们。
李录事跳上前，就向他脑后打了一个耳光，骂道：“混蛋。你指着和尚骂秃驴。”巴茶房掉转身来，就要回手，我立刻把李录事拉走。巴茶房追过来时，我们已到院子里走廊上了，他只好在屋门口大骂。我陪李录事到了衙门口，埋怨他道：“你不该打那东西，他是陶科长的红人，明天和你告上一状，你受不了。”李录事红着脸道：“二十块钱的事情哪里就找不到？我不干了。张先生，只是怕连累着你。”我笑道：“不要紧，我也看这二十块钱的位置，等于讨饭。不然，我也不会在部里满不在乎。果然那小子到科长面前挑拨是非的话，我就到广东去。那里空气新鲜，我还年轻，有机会还去读两年书呢。”
我们分手回家，但我心里，始终是替李录事为难的。他一家五口，就靠这二十元的薪水，果然丢了饭碗，那怎么是好呢？我想着明早到部，却是一个难关。不想当这晚我在灯下一人吃饭的时候，李录事一头高兴跑进来，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为他是把话倒过来说。我让他坐下，拿起炉子边放的一把紫泥壶。斟了一杯热茶，放在桌子上，笑道：“请喝一点，冲冲寒气。在这腐败的政府下，好是做社会上一个寄生虫。不好却少不了做一个二十世纪的亡国奴。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一块儿到广东去吧。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哪怕是当一个叫化子呢，总比在这里看茶房的眼色强多了。”李录事笑道：“我不开玩笑，我真有办法了，你也有办法了。”我且坐着，扶起筷子来。他按住我的手道：“我们一块吃羊肉涮锅子去，我请你。”我道：“你中了慈善奖券？要不，怎么半下午工夫，你就有了办法了呢？”李录事笑道：“说起来话长。这事太痛快了。在这里说出来，怪可惜的。咱们到羊肉馆子里，一吃一喝，炉子边热烘烘的，谈起来一高兴，还可以多喝两盅。走走，别错过机会。”
我听他说得这样有分寸，果然就收拾了碗，和他一路到羊肉馆子里去。在馆子里找了一个僻静一点的雅座，要了酒菜，我是等不及他开口，又追着问了。李君因为我不会喝酒，自斟了一杯白干，一仰脖子喝了。然后手按了酒杯，隔着羊肉锅子，向我笑道：“人家都说我们总长是个癫头龟，可是他几位少爷小姐都是时髦透顶的文明人儿。他二少爷和大小姐有点儿戏迷，你是知道的。”我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我只听说，他大少爷会兼差，现在共有三十六个差事。上由国务院，下到直隶省统税局，他都挂上一个名。二少爷爱玩汽车，一个人有三四辆车子。大小姐喜欢跑天津、上海，二小姐会跳舞，家里请了一个外国人教打钢琴。”
李君笑道：“他们家里有的是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就只喜欢一样能了事吗？”我见羊肉锅子里热气腾腾，炭火熊熊的映着李君脸上通红，知道他心里十分高兴，便不拦阻他的话锋，由他说了下去。他夹了一块红白相衬的肥瘦羊肉，送到暖锅子涮着，眼望了我笑道：“到今日，才知道爱玩也有爱玩儿的好处。我一把胡琴，足拉了二十年，在北京，拉胡琴的人遍地全是，我不敢说好。不过什么人的腔调，我都能学两句。去年年底，吴次长家里堂会，我去拉过一出《女起解》。巧啦，赖二位小姐就在场听着。她听人说那个拉胡琴的，就是农商部的录事，就记下了。今天我由部里出来，程秘书在马车上看到我，就把我带到赖公馆去，这位小姐，原是不便和我小录事请教，拉了二少爷一路，把我叫到内客室闲话。二少爷做一个考官的样子，先口试我了一阵，然后拿出胡琴来，让我拉了两出戏。
二小姐原是坐在一边监场的，听久了胡琴，她就嗓子痒痒，我又给她拉了两出戏。她有几处使腔不对，我就说二小姐这样唱得很好。另外有一个唱法，是这样唱的，于是我就唱给她听。她兄妹都高兴极了，留着我混了两三个钟头。后来二少爷拿出一张字纸给我看，是总长下的条子，上面说：‘李行时着派在秘书上办事。’条子是总长的亲笔，我认得的，而且二少爷当我的面，把条子交给程秘书了。”我呀了一声，笑道：“恭喜恭喜，李秘书。”他笑道：“还有啦，二小姐让我一捧场，高兴极了，进上房去拿出皮包，顺手一掏，就摸出了五张十元钞票，说是给我当车钱。天爷！我长了三十岁，没听说坐车要这么些个钱。”我笑道：“朋友，莫怪我说你眼孔小。赖二小姐有次到上海去吃一个同学的喜酒，却挂了一辆北宁津浦沪宁三路联运专车。把那趟车钱给你，够吃一辈子的了。”
李君笑道：“虽然那么说，可是在我这一方面，总是一件新鲜事儿。年过穷了，我这几天正愁着过不过去，这一下子够他们乐几天的了。”他说时，透着高兴，右手在锅子里夹起羊肉向嘴里送，左手端起杯子，只等嘴里腾出地位来。我笑道：“不必喝酒了，吃完了还不到八点钟，请我听戏去吧。”他道：“听戏算什么，明日准奉陪。不过今天晚上还另有一件事相烦，二爷说，他九点钟在德国饭店等我，也许要带我到一个地方去拉胡琴。”我道：“你去就是了，这干我什么事呢？”他笑了，映着火炉子的红光，见他脸上很有点儿红晕，便道：“我当然愿意朋友好，你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尽管说。”他笑道：“咱们哥儿俩，没话不说。德国饭店，全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