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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炮弹落下来，只在这战壕前后，吓得人动也不敢动一动。越是不动，那枪炮越响得厉害，自己这边的炮先响起，后来大家也放枪。顺起拿了一管枪乱七八糟，向外放了一阵，胆子就大了些。到了两个钟头以后，枪炮都停止了，也没有死伤什么人。顺起正歇了一口气，要伸头向外望一望，头不曾抬，枪炮又响起来了。约摸有一个钟头，上面忽然发下命令来了，上刺刀，冲锋。那团长在后嚷着道：“好兄弟们，上呀，上呀！”在战壕里伏着的人，于是一拥而上。
顺起爬出战壕后，就看见同营的兵士，接二连三的向地下倒。那敌人放出来的枪子，雨点一般，打在面前的土地里，将浮土溅得乱飞。要不上前面吧，后面紧紧的跟着机关枪队，大刀队，有几个趴在地下，不肯上前的人，就让大刀队在脑后一手枪。到了这时，上前还逃得出命来，向后退，就非打死不可。人一吓糊涂了，也不管什么生死，手里托着枪，只管在烟雾弥天的弹雨里，向前冲锋，情不自禁，口里喊着杀。也不知什么时候，肋下让东西打了一下。一阵心血沸腾，站立不住，便倒地下，人就昏睡过去了。及至醒了过来，已听不见什么枪炮声，一片荒地，接住了天。那天却如一只青的大圆盖，将大地来盖上。一轮红日，向地下沉将下去。靠西的大半边天上，全是红云，那红光一直伸到半天空，连大地上，都带着红色。看着睡的地方，左右前后，完全是死人。靠得最近一个，浑身糊满黑土。看他的脸，咬着牙，微睁着双眼，满脸都是苦相。两只手，扒着地，十个指头，都掐入土地去多深。这不是别人，正是姚老五。顺起这才想起，自己是枪伤在战地里了。一看身底下，摊了一块血，已经都凝结成黑块了。于是感到四肢酸痛，心里烧热，一点也不能移动。自己虽然活过来，但这一片荒地，四处都是血尸，哪里有人来搭救。看看远处，尘雾慢慢在地下升起，西边没有太阳，只有一块红天。周围的浮尘和红云相混，成了朦胧的暮色。忽然想到离家那天，也是这样的情形，再要回家，是万不能了。忽然一阵风来，吹起一股血腥。两三条野狗，拖着一条人腿在远处吃。好在那西方的红光也减退了，天色是昏昏暗暗，看不见这伤心的事。但是一想，我的腿，明天恐怕也是狗的了。一阵心酸，肝肠寸断，只叫出了一个字：“妈！”以后就在这夜幕初张的战场里，安然长睡了。
退回去了二十年
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窗子外面有一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得有什么痛快。东三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做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
最后几句话，把我惊醒了。正是我新近在北京农商部当了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了。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正是这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我该到部了，怎么还睡觉？
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
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了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起。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
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
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闲衙门。闲的程度，略好于教育部而已。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支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做开跑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笼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
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桠桠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个小麻雀，见人来了，轰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像座庙了。
我是矿务司第一课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
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正中堂屋会客室。西面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气管子，所谓屋子里笼“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堂了。
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正中大屋铁炉子边站着两位茶房，烘火闲话，谈正月初一，和了个三元。看我进来，睬也不睬。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课。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台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绘棉袍子。
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正是旧历年，行旧礼吧。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这屋子里除了科长，并无第二个人。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两个录事，已在誊写公事。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进门，这两位同事，透着气味相投，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着新禧。
我挂起围脖和帽子，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有什么公事办吗？”李君道：“没有什么公事，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写的这两件公事，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他口里说着，眼睛正是对了象棋出神。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挂角马，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跟着坐下看棋。隔壁屋子里一阵乱，几位科员来了，全都向陶科长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态度恭敬。马褂套着长袍，两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长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陶科长道：“失迎失迎，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范科员道：“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沈司长太客气，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又是茶叶蛋，又是猪油年糕，只管拿点心待客，我还替他出主意，和了个断么平带不求人，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
陶科长笑了一笑，似乎记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一位科员佟君，首先放肆着。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笑问道：“老范啦，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喂！今天晚上好戏有《打樱桃》，又有前本《海会寺》，包个厢，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大家也好见个面儿。”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谈八小姐呢，去年几乎过不了年。还是老马好，办自由恋爱，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
在他的对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抽起一张信笔瞎写。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是作篇剧评，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起来，题目是《新春三日观剧记》。正在谈论着，一位胡君进来了，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长了。他一面脱着皮大衣，一面问道：“科长没来吗？”
外面两位不理我的茶房，这时一齐跟着进来，一个接着獭皮帽子和大衣，一个又打着手巾把送将上来。佟君道：“科长早来了，刚出去。”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支雪茄，咬了头子，衔在口里，那打手巾把子的茶房，便擦了一支火柴，来替他点着烟。他喷了一口烟，两指头夹了一支雪茄，高高举起来笑道：“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这次新年，可让我碰着了。花是黑桃子，点数是八、九、十、十一、十二，达到最高纪录，只差两张牌而已。”在屋子里的科员，全部轰然一声。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和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拚命的累斯，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拚命，翻开牌来，我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