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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被沿用的时间比其意义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当疯癫在非理性体验之外获得了纯粹的生理学和道德意义时，当古典主义借以给疯癫下定义的谬误与过失的关系被单一的罪过观念所取代时，这些方法依然被使用着，只是其意义要狭窄得多。人们所寻求的仅仅是一种机械效果，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惩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调节法蜕变为著名的“旋转机”。考克斯（MasonCox）在19世纪初曾描述其机制和效用：将一根柱子垂直固定在地板和天花板上；将一把椅子或一张床悬挂在围绕立柱水平运动的支架上，将病人绑在上面。借助一个“不很复杂的齿轮系统”，让机器按照“所需的速度”开始运转。考克斯引述了目睹的一例：这是一名因忧郁症而陷入僵痴的病人，“他的肤色黑青，眼睛发黄，目光盯着地面，四肢僵硬，舌头干涩，脉搏迟缓。”这位病人被放到旋转机上后，机器开始加速旋转。效果是出乎意料的。病人开始极度不安，从忧郁症的僵直变为躁狂症的亢奋。但是，在这种最初的反应过去之后，病人又回复到最初的状态。此时，机器的节奏变了，转得非常快，但也有规律地突然停顿几次。这样，忧郁症被驱除了，而旋转还未来得及造成躁狂症的亢奋。这种忧郁症“离心分离法”很典型地体现了对旧医疗方法的新用法。运动的目的不再是使病人回到外部世界的真理，而仅仅是产生一系列纯机械性和纯生理方面的内在效果。决定医疗方法的不再是真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功能标准。在这种对旧方法的新阐释中，人的机体仅仅与自身及自身的性质有关系，而原先则是要恢复人的机体与世界的联系以及与存在和真理的根本联系。如果再考虑到旋转机很快被当作一种威胁和惩罚手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整个古典时期从多方面维护这些医疗方法的各种意义大大丧失了。医学手段原来被用于祛除罪恶，消除谬误，使疯癫回复到世界不言自明的真理，现在医学则仅满足于调节和惩罚的功用。
1771年，边维尔在《论女子淫狂》的文章中写道，有时“仅靠治疗幻想”就能治愈这种病，“但仅靠物理疗法则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博歇恩（Beauches－ne）写道：“仅用物理手段来医治疯癫是徒劳无效的。…话不借助于某种方法使虚弱的病人在精神上强健起来，单靠物质疗法绝不会获得完全的成功。”
这些论述并没有揭示出心理治疗的必要性，但是它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医学思想还没有明显地将物理疗法和道德治疗区分开。各种象征的统一体开始崩溃了，医疗方法开始丧失其无所不包的意义。它们只具有对肉体或对心灵的局部效用了。治疗的方向再次发生变化。治疗不再由有意义的疾病统一体来决定，不再围绕着疾病的主要特性来统筹安排，而是分门别类地针对着构成疾病的不同因素来进行。因此治疗将由一系列局部的医治方法构成，其中，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但绝不相互渗透。
实际上，当时已经出现了心理治疗的雏形，但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古典时期的医生们却没有这种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音乐重新获得了古人论述过的各种医疗能力。音乐对疯癫的疗效尤其明显。申克（JohannSchenck）让一名“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去听“各种器乐演奏会，使他特别高兴”，结果患者痊愈了。阿尔布莱希特在医治一位指妄病人时，在各种疗法均告无效后，便让他在一次犯病时去看演出，结果，“有一首很平凡的歌曲竟使病人清醒过来，使他感到愉悦并开怀大笑，从此不再犯病。”此外，甚至还有用音乐治愈躁狂症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决不意味着当时会对此做出心理学解释。如果音乐治愈了疯癫，那么其原因在于音乐对整个人体起了作用，就像它能有效地渗透进人的心灵一样，它也直接渗透进人的肉体。迪默布罗克不是谈到过音乐治愈了鼠疫患者的情况吗？无疑，多数人已不再像波尔塔（Gi－am5attistadellaPorta）那样依然认为，音乐通过其声音这一物质现实将乐器本身的隐秘力量传递给肉体；也不再像他那样认为，用“冬青木笛吹奏的一首欢快乐曲”便可治愈淋巴病，或用“虽葵笛吹奏的一首轻柔乐曲”便可缓解忧郁症，或必须用“飞燕草或劳尾茎做的笛子来医治阳萎病人”。但是，如果说音乐不再传递隐含在物质中的力量，那么它对肉体的效力在于它将某些品质传递给了肉体。音乐甚至是最佳的品质传递机制，因为它从一开始仅仅是一种运动，而一旦传到耳朵里，它立刻变成品质效应。音乐的治疗价值在于，这种变化在体内便停止了，品质在体内重新分解为运动，感受的愉悦变成以往那种有规律的振动和张力的平衡。人作为灵肉统一体，从另一个方向跟随这种和谐运动，从感受的和谐转到波动的和谐。在人体内，音乐被分解了，而健康却恢复了。但是还有另外一条更直接，也更有效的途径。人若是走上这条途径，就不会再是一个消极的排斥乐器的角色；他就会像一个乐器那样做出反应：“如果人们仅仅把人体看作一组绷紧的纤维，而忽略它们的感觉、生命力和运动，那么就很容易认为音乐会在纤维上产生与在类似乐器的琴弦上相同的效果。”这是一种共振效果，无须通过漫长而复杂的听觉途径便可达到。神经系统随着弥漫于空气中的音乐振动，神经纤维就好像许多“聋哑舞蹈者”，随着它们听不见的音乐翩翩起舞。就在这个时候，在人体内，从神经纤维到心灵，音乐被重新编织，共振的和谐结构使感情恢复了和谐的功能。
疯癫治疗术中对感情的利用，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心理治疗。利用感情来医治痴呆，不过是想突破灵肉统一体的结合点，利用一个事件的双重效应，利用这些效应之间直接呼应的意义。用感情来医治疯癫意味着人们承认灵与肉的相互象征意义。在18世纪，恐惧被认为是一种最适宜让病人激发出来的感情。它被视为对躁狂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加以约束的天然补充手段。人们甚至没想了一种纪律，即要让臊狂症患者的每一次狂怒发作都将立刻伴有一种恐惧作为修补：“只有用武力才能压制躁狂症患者的发作，只有用恐惧对付狂怒，才能制服狂怒。如果在狂怒发作时，将公开出丑与对惩罚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印在病人的脑子里，那么这二者就会难解难分，成为一对毒药和解药。”但是，恐惧不仅仅对疯癫的后果起作用，而且还能对付和压制疾病本身。实际上，它能使神经系统的运转便滞，抑制其过分活跃的纤维，控制全部紊乱的运动。“恐惧是一种能减弱大脑兴奋的感情，因此它能对抑制过度的兴奋，对躁狂症患者的暴怒尤其有效。”
如果说恐惧一愤怒的相克关系能够有效地用来制止躁狂症患者的躁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用于医治忧郁症患者、疑病症控者以及各种具有淋巴质气质的人的莫名恐惧。梯索重新提出发怒是胆汁的释放结果这一传统观念，认为发怒有助于化除淤积在胃和血液里的粘痰。发怒时神经纤维变得紧张，因此振作起来；这就能恢复原已丧失的弹性，使恐惧消散。感情疗法是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关于品质和运动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品质和运动可以直接以各自的方式从肉体转移到灵魂，反之亦然。谢登曼特尔（Scheidenmantel）在论述这种疗法的文章中说，“当医治需要在体内造成这种感情所产生的那种变化时”，就应使用这种疗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普遍地取代其他各种物理疗法，因为它是唯一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不同方法。在感情疗法和药物治疗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它们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深入身心共有的那些机制。“如果用理性不能使病人去做恢复健康所必需的共，那就应该用感情。”
物理疗法同心理或道德疗法之间的差别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古典时期这种差别不可能被当作可信的，至少是有意义的区分。只有当恐惧不再被视为一种抑制运动的方法，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惩罚时；当欢悦不意味着有机体的舒张，而意味着一种酬报时；当发怒仅仅是对有意羞辱的一种反应时；总之，当19世纪通过发明著名的“道德疗法”而将疯癫及其医治引入罪想领域时，上述区分及其各种蕴含才开始存在。只有当对疯癫的关注转向对责任者的审问时，物理性和道德性之间的区分才在人们思想中成为一个实际的医学概念。当时所规定的纯粹道德范围严格地规定了现代人在内心深处探索自身深度和自身真理的范围。在19世纪上半叶，物理疗法往往成为由某种天真的决定论所设计的疗法，而道德疗法则往往成为一种可疑的自由所创造的疗法。心理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从此以惩罚为中心来建构。它首先不是解脱病人，而是按照严厉的道德要求制造痛苦。“不要去安慰，安慰是徒劳无益的；不要诉诸说理，说理是无济于非的；不要与忧郁症患者一起悲伤，你的悲伤只会加重他们的悲伤；不要对他们装出欢快的样子，那样会伤害他们。此时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在必要时还需要严厉。让你的理性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身上有一根弦还在振动，那就是痛苦；要敢于找动它。”
医学思想对物理性和道德性的区分并非出自笛卡地关于物质的定义。在苗卡地之后一个半世纪内，医学并没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次上吸收这种区分观念，也没有把这种物质区分理解为有机体与心理的对立。古典时期的医学理论，无论是拥护笛卡儿的还是反对笛卡儿的，都没有把笛卡地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引进到对人的研究中。而且，当人们开始做出这种区分时，并不是由于重新肯定了《沉思录》，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