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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双手交叠在腹前的两个男人，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在白色的墓穴旁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
……灵魂就离开了肉体，
升向天堂，升向天堂……
有人死了。是谁呢？我竭力扭过头来，或许能看到装殓死人的棺材和插在他头旁的蜡烛。
……那里不再有黑夜，
那里永远灿烂辉煌……
我好容易睁开了眼睛。可是没有瞧见另外的人，除了他们俩和我，——这儿没有别人呀。那他们是在给谁作临终祈祷呢？
……这颗永远照耀的星辰，
就是耶稣，就是耶稣。
这是葬礼，毫无疑问，是道道地地的葬礼。他们在给谁送葬呢？谁在这里？只有他们俩和我。啊，是给我。也许就是在给我送葬？可是人们，你们听着，这是一场误会呀。我并没有死。我还活着。你们瞧，我不是正看着你们，还和你们说着话吗。快停止吧。别埋葬我。
如若有谁要我们长逝，
永久的安息，永久的安息……
他们没有听见。难道都是聋子？难道我说话的声音不够大？或许我真的死了，所以他们听不见我那不是从肉体里发出来的声音？可是我的肉体就在这里躺着呀，我在亲眼看着自己的葬礼。真是滑稽。
……把自己炽热的目光，
转向天堂，转向天堂……
我记起来了。曾经有人费力地把我弄起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放到担架上。穿着钉铁掌靴子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橐橐响过，然后……这就是一切。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记不得了。
……那儿是永恒光明的故乡……
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无聊。我活着。我感到隐隐的疼痛和口渴。死人毕竟是不会口渴的。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想做个手势，一种陌生而不自然的声音终于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喝水。”
到底成功了。那两个人停止了转圈。他们向我弯下身来，其中的一个扶起我的头，把一罐水送到我嘴边。
“朋友，你也该吃点东西呀。已经两天了，你就一个劲地喝水，喝水……”他跟我说什么？已经两天了。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
星期一。我是星期五被捕的。脑袋是多么沉重埃这水却是那样的清凉。睡吧。有一滴水滴进了山泉，明净的水面泛起了涟漪。这是山中草地上的那股泉水，我知道，它流过罗克兰山下守林人茅屋的附近……连绵不断的#*#飨赣牦*地洒落在松树针叶上……睡眠是多么香甜碍………当我重新醒来时，已是星期二的晚上了。一条狗站在我跟前。这是一条警犬。它用美丽而聪慧的眼睛探询似地盯着我问道：“你住在哪儿？”
啊，不对，这不是一条狗。这是一个人的声音。是的，还有个人站在我跟前，我看见了一双高统靴，还有另外一双和制服裤子。再往上就看不见了，如果我要看，头就发晕。瞎。
管它干什么，还是让我睡吧……
星期三。
那两个唱过圣诗的男人现在坐在桌子旁，在用陶制的盘子吃着东西。我已经能认出他们来了。一个年轻些，一个老一点，他们并不像僧侣。那墓穴也并不是什么墓穴，而是像所有监狱里常见的一间普通的牢房，地板顺着我的眼睛伸展开去，直到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黑门……钥匙开锁发出了响声，那两个人立刻跳起来规规矩矩地站着。两名穿着制服的党卫队队员走进来，吩咐给我穿上衣服，——真没有想到，在每条裤管、每只袖筒里隐藏着多少痛苦埃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下楼梯，钉着铁掌的靴子在长长的走廊里发出沉闷的响声……这条走廊，他们曾在我昏迷不醒时抬着我走过一次了。这条走廊通到哪里去呢？它通到哪个地狱去呢？
他们把我抬到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一间昏暗而阴森的接待室里，把担架放在地上。一个捷克人装出一种和善的声音翻译德国人咆哮的问话。
“你认识她吗？”
我用手支撑着下巴。在我的担架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宽脸蛋的姑娘。她高傲地昂着头，挺直了身子站着，不是固执而是很庄重，只是眼睛微微低垂到刚好能够看见我、用它来向我问候的程度。
“我不认得她。”
我想起来了，在佩切克宫那个疯狂的夜里，我好像见过她一眼。现在是第二次见面。可惜，永远不会再有第三次见面了——为了她在这里傲然挺立的崇高英姿而握一握她的手，向她致敬。她是阿诺什塔·洛伦泽的妻子。一九四二年戒严刚开始的几天，她就被处决了。
“可是这个人你一定认识。”
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天呀，安妮奇卡，您怎么会落到这儿来了？我没有说出您的名字，您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得您，您懂吗？我们是不相识的。
“我不认识她。”
“你放明白点，老家伙。”
“我不认识她。”
“尤拉，已经没有用了，”安妮奇卡说，只有那捏紧了手绢的指头微微打颤，表现出她内心的激动。“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被人出卖了。”
“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时，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地、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觉得有两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心人埃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我。又是两双高统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决的人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