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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这个看守。我把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写的稿子逐渐收集起来。这些编了页码的稿子分别保存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手中；我把它们整理出来呈献给读者。这是尤利乌斯·伏契克最后的著作。
古斯塔·伏契科娃
一九四五年九月于布拉格
一九四三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规规矩矩地、挺直身子坐着，两手扶膝，两眼呆呆地凝望着佩切克宫候审室发黄的墙壁，望得眼睛发花，——说实在的，这不是最便于思索的姿势。可谁能强迫思想也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动呢？
曾经有人——大概永远也无从知道是什么时候和什么人——把佩切克宫里的这个候审室叫做“电影院”。真是天才的比喻。一间宽敞的房间，放着六排长凳，凳子上直挺挺地坐着受审的人，他们面前是一面光秃秃的墙，犹如电影院的银幕。把全世界所有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加在一起，都远没有从这些等待着新的拷问、新的折磨和死亡的受审者的眼睛里映射在这墙壁上的影片多。这是关于全部生活和生活里极其细微的情节的影片，是关于母亲、妻子、孩子和被摧毁的家园、被毁灭的生命的影片，是关于坚贞的同志和叛变的行为、关于把传单传递给某人、关于流血牺牲、关于交付委托时紧紧握手的影片，是充满恐怖和决心、憎和爱、苦痛和希望的影片。这里的每个人都和生活绝了缘，每天都有人眼睁睁地死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获新生。
我在这里成百次地看了关于我自己的影片，成千次地看了这部影片的细节，现在我尝试着把它叙述出来。如果还没等我讲完，绞索就勒紧了的话，那么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自会续完它那“ｈａｐｐｙｅｎｄ”（英语：“幸福的结局”）。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助手”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是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主要的是，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这可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
“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希望这样大伙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就得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统和现实的一切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断言正确的认识方，而且还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
“老样子，没什么新闻。工作进行得还好……”“好了，就这样吧。‘五一’后咱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喝杯茶吧，先生。”
“不，不了，叶林涅克太太，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至少再来一小杯吧，我请求您。”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铃。
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这会是谁呢？
来的客人没有耐心，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
“快开门。我们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撤退。”
晚啦。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偷偷地涌进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
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只有米列克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敌人将折磨我们，——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而从米列克那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
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的。
于是决定了。
我从隐敝的地方走了出来。
“哈，还有一个。”
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
“Ｈａｎｄｅａｕｆ。”（德语：“举起手来。”）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Ｍａｒｓｃｈ。”（德语：“走。”）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
途中就开始审问了。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你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Ａｌ反共科。
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开始搜查。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证。”
“用的是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师。”
“查对一下。”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Ｅｒｈ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