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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孩子，一旦得到一个铜板，也会立刻拿去买块糕饼或一根棒棒糖的。而列金卡偶尔也能得到一个铜板，可她并不为不能去糖果铺而觉着遗憾、不快，相反，她一有了点钱，立刻径直地朝那个早已无人去捡蛋的鸡窝奔去，那儿有她用自己最后的雪花膏瓶盛着的宝藏，也就是她的保险柜。
“打春天起就开始了，列金卡，那你的钱一定攒得不少大约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她对我们还有所怀疑。可我们却大饱了眼福，我们大伙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个究竟。列金卡十分严肃地抽出了她的左手，只见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被紧紧地攥在她手里。当她打开这个小包的时候，还环视了一番，看我们中有否见钱就眼红的人，而后她将钱摆在柜台上，叠成一垛一垛的。二十、三十、六十个赫勒，一个、两个、三个、八个、三十八个克郎。
“全部财产。列金卡，买什么？”
买核桃、买糖果，给父亲买双袜子，项目开了一大串，差不多比二十个赫勒排成一排还要长。
二十个赫勒为一垛地摆在柜台上，然后这几垛用来买袜子，那一个克郎买糖果。硬币碰着柜台的硬木面发出当啷声，这时杂货铺的铃铛声响了。
一位身着一件毛都快掉光了、显得十分寒碜的皮大衣的人来访。
哟，这位先生我们不早就认识了吗。我们进村不久，他就像条忠实的狗总跟在我们的后面，他喜欢我们，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六十个都是带枪带刀的军人，他还跟我们玩假兵的游戏。等我们驻下后，他还挨家挨户去吩咐、关照一些事情，看还剩下一些什么问题没解决。
我们认识他。
是个好的刑吏。我虽然不曾见过他的眼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双蓝色的。
很快我们就熟悉热闹了起来。这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他还能从这铺子里弄到什么呢。很可能他是来为我们找面包的。也许不，他是来要这些蜡烛或鞭子？我们敢打赌，他是来拿这些鞭子的——等一支蜡烛烧尽了，你才去找它上面曾贴过什么样的商标。
刑吏阴沉不快地环视了一下店堂。
“什么也没有，是吗？”
“是的，什么也没有。”
他拽住了鞭子的一端——你瞧，我们猜对了吧，他想拽一些质地优异一点的，也就是编得紧一些的，以便抽打起来能发出更好听的“啪啪”声——他重又把它放下了。连鞭子都不怎么带劲。年轻人，这是什么世道啊，简直令人不解，这还是个什么杂货铺呢，这岂不是对那块板上写着“杂货铺”三个字的一种讽刺嘲笑吗。
“什么也没有，喏，那我们就走吧。”
列金卡站在一个角落，她把自己的宝藏赶紧用手绢包起来。
“那我们走吧。看你这身打扮，列金卡，你是要上哪儿去吗？”
“到城里去，刑吏先生，去买东西。”
老好的刑吏说得十分缓慢且和善：
“好啊，好埃去买东西。有哪个地方你没有钱去能买到东西的？那我也到那里去。”
列金卡遭到奚落。没有钱。谁说她没有钱。列金卡重又打开了她的小包袱，柜台上重又响起了硬币的当啷声。列金卡已经使我们相信了，我看，这位先生也会同我们一样相信她的。当守本分的刑吏看到了这些钱，听到了列金卡如何一点一滴地攒起来的，如何把谁给她买糖块、买果子的钱省下来，又从谁那儿得到了采摘樱桃的钱后——倘若真有天国，我就把他们直接送到那边去，何必活受罪呢——他抚摸着列金卡的头，说她真乖，真听话，要永远像这样听话，随即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本子，在本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把纸撕下来，交给了那位粗野的杂货铺老板，说道：“我入到了去年的帐上，”他说，“还剩一百八十个克郎没给，我还没包括手续费，不过那将是很便宜的。再会。”
他要走。
路经柜台时，他把列金卡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呆呆地望着他，死死地盯着他，我的头在发晕。他会回来的，他不能这样做，他这是在闹着玩的，他是个好人呀。
杂货铺的铃铛响了。就响了一次。没有响第二次。
刑吏站在门中间，他又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这会儿，他把手伸进口袋里——你赶快伸呀——他掏出来钱——你赶紧掏呀——他把钱给列金卡——给呀，他给她五个赫勒，并且说：“你真乖，愿你总是这样听话，让你双亲都高兴快乐。”
铃铛声第二次响起，响得那么可怕、强烈，整个心都在猛烈地敲响，像突然拉起了警报似的，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而我们已在村中广场上站好了队，扛起了枪，准备出发了。
当我们开走的时候，从水里升起来的浓雾仍然弥漫着大地，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当然也就瞧不见那条忠实的狗。
而列金卡呢？
明摆着的，她哭了。
发生在本世纪的经济竞争这一不利形势中的这个一九三二年的军队圣诞节的故事并非臆造、杜撰，连那浓雾，那两打蜡烛，那个列金卡以及那个守本分的刑吏都是真的。它紧紧围绕和紧扣住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个士兵所曾见到的真实情景。所以说不可能杜撰出来一个结尾——它也不会有结尾的。
它还是没有结尾。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捷〕伏契克蒋承俊译
我的果实系晚熟之列，
从地狱污水升起的浓雾中汲汁、甘甜，
当雾气弥漫忧郁的草原，
当初雪履盖蜿蜒的山峦。
弗·克·沙尔达
我亲爱的。
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想再有那么一天，重新生活在和平、宁静、舒适与满足中，在书籍友爱的怀抱里，写下我们曾共同谈论过的、二十五年来在我脑海里构思和成熟起来的一切是没什么希望了。当他们捣毁了我珍藏的书籍的同时，他们也就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埋葬了。但我决不屈服，决不让步，坚决不让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在这间２６７号白色牢笼里不留丝毫痕迹地完全毁掉。因此，我现在正从死神那儿窃取来的一点时间，抓紧写一些捷克文学的札记。请你永远记住将要把我的手稿转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不至于完全、彻底地从人世间消失。他给我的笔和纸，唤起了我一种只在初恋时才会有的感情，引发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绪。当然眼下没任何文献资料，更无从引经据典，要写出一点东西来是不容易的，即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些活生生的，我似乎可以触摸到的一些东西，然而对我的读者来说却会是些模糊和不现实的。因此，我得首先给你，我亲爱的，给我的助手和第一个读者写信，因为你最能猜透我的心思，而且你还可以和拉扎以及我那位白发苍苍的出版家一起做些必要的补充。我的心和脑子可说是装得满满的，但这儿的四壁却空空如也。你要写有关文学评论、札记一类的东西，而手头上却连一本哪怕只让你瞟上一眼的参考书都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
命运原本就是那么荒诞不经。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那广袤的旷野、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之中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像只小鸟或一簇灌木，一片云或一个流浪汉。然而多年来，我就像树根一样地注定要生活在地下。这些树根或许长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发黄的，它们被黑暗与腐烂物包围着，然而它们却使地面上的生命之树昂首挺立。无论有多大的风暴也休想将那根深蒂固的生命之树吹倒。这就是树根骄傲之所在。我也以此感到骄傲。我从不后悔我成了树根。
我没什么可悔恨的。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并且乐意去做。但是那光明，我钟爱的光明，我多么愿意破土而出，在它的光照下茁壮成长，长得挺拔高大；我多么希望也能开花，也能结出可供食用的果实来呀。
喏，有什么法子呢？
在由我们这些树根支撑着的树上，一代新人正在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他们是社会主义一代的工人、诗人以及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纵令迟一些，但他们将会更加出色地去评论我已无法评论了的一切。这样，我的果实方能变得甘甜和丰硕起来，虽然已永不会再有白雪飘落到我的山头。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于２６７号牢房致戈培尔部长的一封公开信—捷克知识分子的回答
国社党的宣传部长、宫廷小丑戈培尔，从所谓的捷克知识分子中挑选了几名代表，邀他们去德国，聆听他的演说，并大肆渲染此行之重大意义。他那充满恬不知耻的收买和威胁利诱的演说不仅是对被邀者而言，而且也是对捷克整个知识界而发的。按戈培尔所说，捷克民族还来得及表明其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参加到德国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来呢，还是在其中进行反抗”。言下之意，是跟德国友好呢还是与它作对。这位部长还进一步强调说，捷克民族想走哪条路这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引导，因为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就是戈培尔演说的精神实质。
纳粹分子们曾力图用尽各种手段来分化瓦解捷克民族的英勇反抗。但他们从来也没得逞过。他们曾力图引诱捷克青年。这也是白费力。他们努力讨好捷克工人阶级，其结果是他们的一些走狗连从工厂、车间逃走都来不及。如今他们想利用捷克知识分子来钻进民族的心灵这或许会奏效的。“请到我们这儿来服务吧，”戈培尔露骨地说，“这对你们有利，好处是大大的。”他活像个准备要签定一个一本万利的合同的商人：你们上我们这儿来服务，一旦我们拥有了你们，那么整个捷克民族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要知道，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的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要是你们叛变了，那么整个民族也就会被出卖。这样说虽不太含蓄，但却更准确些。
捷克知识分子面对这般卑鄙的建议，如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