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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驾到，会传唤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但没有来叫我们。我们总算活过了这个恐怖时期。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对自己也都感到惊奇：人的构造是多么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当然，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它像卷紧了的电影拷贝似地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它会在现实生活里以疯狂的速度展现开来。然而我们也许在银幕上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葱绿的花园，人们在那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这是些十分珍贵的种子，它们将发芽。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只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压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当你熟悉了它之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埃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这样一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时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第5卷。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他们是反动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会栋梁……“善心人”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曾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训，所以他有时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进牢房，安置在草垫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候，却湿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背后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很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时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
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个克郎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哎，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工厂去……“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啦？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前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中那个可怜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它姓维坦，曾在捷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