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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埃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忠恕儒家“仁”义的基本方法，孔子的一贯之道。《论，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埃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埃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埃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装上了大卡车，运到科贝里斯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去枪毙，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工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墙边，又站着米洛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能使他屈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失败的终将是你们……”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埃利亚什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小时后，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埃你可以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