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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埃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埃她做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埃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萨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家都叫她丽达。她可以说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屋子里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哈，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