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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
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
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迅速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新闻！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像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新闻，你们让由远路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
父亲嫉妒地插嘴说。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有人难为情地这样回答说。
老实说，无论新闻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我们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是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
大约１３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像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
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
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
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
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小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
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为妈妈来了！”卓娅欢喜地声明说。孩子们就像鹅一样，一连串地走向街上去了。
我拉着卓娅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姥爷那里去了，他们正等待我们回来吃饭。
……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变化是不易被发觉的，也是不太使人觉得惊奇的。可是现在，在久别之后，我总是看不够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钟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和过去不同的地方。
卓娅长大了很多。她现在变成细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脸上闪烁着。
舒拉也长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岁的年龄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来，在姥姥洗衣裳时候帮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边去。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姥姥骄傲地看着外孙子对我说。
最初几天孩子们处处跟着我，一分钟也不离开。
“我们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们丢下呀？”他们每天十几次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样问我。
“难道你们在这里不好吗？”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别再丢下我们啦！你把我们带走，行不行？带走吗？”
在冬季里卓娅和舒拉全害了腥红热。他们约有３个月没能和小伙伴们接触；陪伴他们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难怪孩子们学会了像成人一样讲话。卓娅的庄重的和说教式的讲话态度，令人听见发笑。
她完全像姥姥一样郑重地，一字一板地对邻家的孩子们说：“小孩子不可以吸烟，很容易惹祸，你们能放起火来呀！”
另外一次我听见她劝她的小女朋友：
“巴兰娘，你为什么像列赞人那样说话：‘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不知道’，‘没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
“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然还不满８岁，但是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那一夏天我们并未离开。我们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边去，一起帮助姥姥处理家务，并且彼此挨着睡觉。可是话总是说不完。
“秋天我上学吗？”卓娅问，“上莫斯科的学校吗？不能因为我读得不好笑我呀？
他们一定说，看这乡下孩子读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诉他们说我害了一整冬病吗？你别忘了，一定说呀！”
“我也上学。”舒拉重复着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我愿意和卓娅在一起。”
这一年来他们更亲近了。在以往他们相互控诉的事就很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事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纠纷和冲突，都无须成人干涉，自己就会解决的；他们争吵一会儿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向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姥姥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回事。
谢尔杰奇哥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杨树林不久以前到这里作客。白天燥热，夜间也闷得很，所以就决定叫安娜带着自己的孩子夜间在干草堆上睡觉。卓娅和舒拉也随他们去了。他们全躺下了。忽然躺在边上的舒拉想要吓唬吓唬客人，他把全身连脑袋都用被子盖上，鼻子钻到草里去。在寂静的夜里忽然有神秘的嗞嗞的声音。
“妈妈，你听，蛇！”
妮娜惊惧地说。
“什么蛇呀，胡说！”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过一会儿他又嗞嗞起来了。安娜舅母明白了这个把戏，就严厉地对舒拉说：
“舒拉，你扰乱我们睡觉啊！你回到屋里去吧，如果你高兴嗞嗞地叫，可以在那里叫。”
舒拉顺从地回屋里去了。卓娅也随着他起来了。
“卓娅，你往哪里去呀？你留在这里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发走了，我也不能在这里。”卓娅这样回答说。
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始终不变地相互维护。但是当舒拉在卓娅指出他的错误时，还是对她发火。
“去！离开我！我高兴，我要这样做！”
“你不愿意就算啦，我也不强迫你！”卓娅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团圆
我们在８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
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