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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边坐下听着他们。
讲话的是一个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说已经第二个月计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态度很气愤，很激动。以后一个年龄较大些的登台说，熟练的人在车间里一天比一天少，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喊着说：“可是多么冷呀！车间比冰窖并不强！手都往铁上粘！”
我的向导猛然转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问问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了，并请求了许可我发言。他们请我登上不高的讲坛。在我向前走着的时候，像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正视着我，现在卓娅的像已经在我背后，稍微旁侧，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着我。但是我没讲关于她的事。
我说：“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姊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每天都有人们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
不，我不回忆在那时候我说的话了，我不记得那些话了，可是注视着我的青年们的眼睛证实了：我说的正是需要说的话。
以后他们简短坚决地回答了我。
“我们一定更猛烈地加紧工作。”第一个在台上讲话的人说。
“我们用卓娅的名字命名我们这一小组。”另一个人说。
一个月以后那个工厂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听到电话里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现在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了。”
这时我才了解：如果让痛苦把自己征服，那就是有辱卓娅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没有权利绝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为将来、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在很多人面前向着群众讲话，对我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当请求我去的时候，我也不能拒绝，而且这样的请求逐渐频繁起来了。我不敢拒绝，因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话能有帮助，如果我的话能达到人们的心里，能达到青年的心里，如果我能在对敌人做的伟大斗争里贡献虽然不多的力量，那么，我就应该做这个。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为什么耽误这么久哇？”
“哎，妈妈，请你原谅，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来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动了，他时常集中精神地考虑着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对我说……我们没有互相追问的习惯。如果谁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他就自己说，在我们家里一向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他不说呀？发生什么事啦？我们这里还能发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杨树林寄来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问问他。
当我拂拭桌案的时候，忽然无心地把一张被遗忘了的纸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弯腰拾起来。在纸上是舒拉的笔迹录下来的关于一位坦克驾驶员的诗，那个驾驶员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样，在最后一刹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围了的坦克开向敌人去了：
看他驰越陡峭的壕沟所向无敌地猛闯着，浓烟在他的尾后随风旋腾着。
他出现在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样，追歼那些跑的逃的。
在战场上，在狭窄的十字路口，飞扬着雪烟，在坦克的轮齿之下辎重车带着响声破碎了。
他越过壕沟猛冲着，眼前晃着斑点，他所获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荣的颜色，根据镌在坚甲上的五角星认出他来。
我读完了这首诗，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１７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５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这样的信：
“妈妈，我在校里的学习接近终结了，１１月１日开始考试。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尽量地工作着。原来我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别人少一半。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试。我一定用尽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国家需要得到一个技术熟练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这并不是追求虚荣；这只是因为我应该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为一个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读了些关于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儿童和妇女的报道，我回忆他们怎样残杀了卓娅，我仅仅热望一桩事：快上前线。”
另外一封信：
“妈妈，你听着：大考结束了。我的成绩是：技术得‘很好’，射击得‘很好’，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很好’……”
在这件骄傲喜庆的信的末尾添写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温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在我身边放着一堆我应该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总不能放掉晴朗无云的长空。忽然有宽大温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说出来这个。
“你没听见敲门声音，也没听见他们给我开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他笑着说，“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你总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为这样我听了他的话比较轻快似的）说：“明天我上前线。”
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有时候惊疑缠绕我太甚，我就设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尽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着。但是这种办法有效的时候很少。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睁眼躺着。
我时常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