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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月呀！”病人重复着，抬起眼睛看着哥哥，“就是说，明年我们总可以在巴黎租所房子啦。”
范里斯的工作进展得也很顺利。他的自我感觉非常好，作为一名天才的新闻记者，已誉满巴黎和伦敦；在这两个首府里，他结识的朋友很多，而树敌，并不比任何一位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的人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发现，在列瓦雷士堂皇尖刻的笔锋下，隐藏着大量的独到的见解。有一次在宴会上，列瓦雷士遇到了一位学识渊博又十分健谈的红衣主教，他们就希腊教会神父的书函展开了争论，使与会者大为震惊。那位红衣主教最后不得不承认他记错了日期。
“我认输了，列瓦雷士先生。若是我不怀疑您如此纯熟地精通‘金口’先知圣约翰大师著作的话，我或许会更慎重些。”
“恕我不该在您…大主教阁下面前班门弄斧。我忘了，这‘金口’应该属于它合法的继承人。”
红衣主教微微一笑。
“我确信您具有一位奉承家的‘金口’。”
“您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啊，列瓦雷士？”红衣主教走后有客人问。
范里斯耸了耸肩膀。
“这没什么…就是东翻翻西看看呗！”
看来，他的交往是很广的。有时，他若是遇到一个有风趣的人，他会放弃那种常用的轻浮的开玩笑的口吻。比如，在他留住巴黎的第二个冬天，有一次在一处讲究的上等沙龙里，遇到一个长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的意大利人，是个安详的矮个子，他常带着一副疲惫的面孔。
“这位是朱塞佩先生……”女主人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急急忙忙地给他们相互引见了一下。
听到这个著名的政治流亡者的姓名后，范里斯好奇地看了一眼这位新相识，并且立刻用意大利话讲起了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他刚开头说了几句话，那位政治流亡者就吃惊地盯住这位对话者。
“您可是个意大利人？”
“噢，不是。我只会说几句意大利话罢了。”
范里斯有意在谈话中犯了几个语法错误。
朱塞佩先生斜着眼睛看了看他，很快就把话题由一些琐事转到了意大利国内政治形势上。
一小时后，女主人再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看到他们还在谈论着。其他一些客人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他们讲起了法文。
“噢，您们这里真是一场政治辩论会呀！”她恍然大悟地说。“先生，您今天晚上若不到我这里来呀，也就不会发现这里对意大利如此感兴趣。”
意大利人抬起了眼睛，认真地微微一笑。
“我自己听了也很感兴趣，女士，遗憾的是，我的同胞中也很少有象列瓦雷士先生这样熟悉、了解我们意大利形势的人，虽然这些和他们的休戚相关的。我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他转过身去，对着范里斯补充了这么一句。
他们交换了名片。几天以后，朱塞佩先生来到列瓦雷士家里，继续那次中断了的谈话。范里斯也回访了他，但不是立刻去的。范里斯心想，“虽然朱塞佩先生肯定是我们当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他能谈的只是一件事。”在巴黎的一般意大利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难以改变信仰的、醉心于搞政治阴谋的秘密活动家。范里斯象所有想青云直上的新闻记者一样，认为自己只是冷静的生活旁观者，因而，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却又不想陷得很深。也就是说，一般他不想使自己的名字和那些到处树敌的人连在一起。他决定疏远他，不再交往。
恰恰又是为了意大利的政治……搞什么都行，就是别搞这个。正是由于这个意大利的政治，使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这扇门关闭着，而且禁封起来了，还有什么值得向那锁孔里张望的呢？如今，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世界的公民，很快将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巴黎人。他明白自己的生活，只该是从他换上一身新衣服，随探险队进山的那个时刻开始。对意大利形势的关注，只能放到和对其他任何国家相同的位置。而如果朱塞佩先生对他无其他问题可谈，那么他终将会发现他和其他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一样，只是一个有礼貌的听众。
然而，这一次，意大利人却完全没有涉及政治。他兴高采烈地谈着各种有趣的事，很引人入胜。后来，他们又见过几次，有时也交谈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正象人们见面时经常寒喧几句一样。
四月的一天，在地理协会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宴会上，范里斯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的窗旁，给列尼写信。屋里充满了紫罗兰和水仙花的香气；窗外，一条小河在春天的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范里斯的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关于玛格丽特的喜讯使他那样高兴，仿佛他同朋友的妹妹相识并有了感情似的。她终于彻底治好了，而且一天天强壮起来。她已经学会拄着拐杖走路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并不轻松。列尼陪她乘四轮马车去旅行，还到公园去散过两次步。“下月，”列尼在给范里斯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离开这里，到马泰尔列里那里去度夏，九月份，想去巴黎租一套房子。若是我在大学里能找到个位置，那我们就完全有保障了。玛格丽特想在秋天和您见面。到那个时候，她就可以甩掉拐杖走路了。”
“有位先生想要见您！”女房东走进来说。
原来是朱塞佩先生。他声明有事求见。不知列瓦雷士先生能否腾出几分钟时间，同他商量一个重要问题。
范里斯放下信，尽力猜测朱塞佩先生究竟想要他干什么呢：是要他为自己的党捐募资金，还是要他写一组论述意大利形势的文章呢？
他听到事情的原委时，大为惊讶。在阿平宁北部山区的四个总督领地里，正在准备着一场武装起义。这些“小小的私人地狱”，形式上是旧罗马教皇的使节——红衣主教管辖，实际上在那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是他们的宠臣、亲信，或是他们情妇的姘头。起义计划是这样的：先向这些不满的山民秘密输送武器，尔后根据波伦亚教区市镇发出的信号——这信号依靠山头点起的篝火，一个省接一个省地传递过来。武装起义者则同时向四省的主要省城发起进攻，一举攻占主教教堂，抓住罗马教皇的使臣作人质，然后迫使罗马接受起义者的条件。
感到惊讶的范里斯一时不知所措，没有马上回答。
“请原谅，”后来他说，“类……类似这样的计划，若不是无稽之谈，那就应该严守秘密。您为什么把这一切都披露给我——一个与它毫不相干，而且和您几乎是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呢？”
“对我个人来说，是不熟悉您的，这是对的，至于是不是毫不相干……”
“是的，”范里斯正视着他的眼睛回答，“请您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是对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您是想说，我们是指望不上您啦？”
“指望我？”
朱塞佩先生将两个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手掌托着下颚。
“我们需要一位能帮助我们组织起义的人。这个人要善于对付那些最不怕牺牲的人，这个人能应付一切突变的危机，能率领人们和驮运的牲畜越过山岭。而且，这个人应该懂得怎样让人服从命令。在这方面，您在南美洲所取得的经验是会用得上的。无论您过去的一切怎样，还是为什么把自己扮成外国人，这我都不感兴趣。您无疑是事出有因的，我并不想叫您信赖我，但我对您是信赖的。我知道什么人是值得信赖的，怎么样，您同意吗？”
范里斯默默地听着，只是在嘴角上闪过一丝温和的微笑。
“那还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先生，”他听完那位意大利人的话以后说。
朱塞佩点了点头。
“正是这样，您应该再年轻起来。”
“噢，不，我不是那个想法，”范里斯扬起眉头，喃喃低语。
来客不想再说服他了，他转过身去，欣赏起窗外开阔的景色。他们又闲扯了一会儿，范里斯看了看手表。
“我应请您原谅，今天我还要到那枯燥的、一年一度的宴会上去讲话，我该穿衣服了。大概我们再不会见面了吧？至于我对您设想的那件事的态度，要说祝您的朋友成功，那是可笑的，不过，我应该祝他们顺利地回来！这件事将遭到的痛苦和失望，我想比你事先设想的要多。”
“谢谢您，”朱塞佩先生泰然地回答：“既然您不想同我们合作，那就再见吧！至于我吗，明天就离开这里，时间不待人哪！”
他拿起礼帽，用衣袖拂去尘土，顺便说了一句：
“今天我在家里过夜。”
范里斯从低垂下的眼帘看了他一眼。
“是吗？那好吧！那您就早点睡吧，上路前要好好休息一下，再见吧！”
宴会上，范里斯没有辜负与会者的期望，他毫不拘束地谈笑风生，扯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但是并没有增加一个机灵人的荣誉。
范里斯在下楼梯的时候，听一位记者对另一位说：
“当然，他是一位杰出的即兴演说家，不过，今天他没有尽情发挥。你若是听到他去年的讲演那就好啦！那真是句句闪光啊！”
范里斯穿过这些记者，假笑着来到街上。是的，今天他没有“尽情发挥”，而且他永远也不会“尽情发挥”了。他们哪里知道，在去年为什么会出现那种“句句闪光”的场面呢！……
是的，一年以前，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会上，他的讲演是那样热情奔放，使大家都笑出了眼泪。当他坐下的时候，到会者都敲着桌子高喊：“请继续讲下去！”他听到欢笑声，他听到鼓掌声，但锤击他头脑的却是：“要重新发病了，那时只好服毒自杀，别无办法。”
但如今他已平安无事了，完全平安无事了。“只要不出沉船事故的话。”那场恶梦，如同一切悲剧和青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全结束了；再不需要他用空虚的欢乐去驱赶恐惧的恶魔了。他再不需要投入那无底深渊了。因为有个朋友已经成为叛徒；有个上帝已成为虚伪的偶象；他告别了上帝，离开了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