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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他像疯子一样叫喊。于是，我们最终就在报警亭打电话请求帮助，救护车来了，同时也来了巡逻车。他们把艾德送到医院，我们其余的人则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们扯着嗓子唱歌，在我们被保释出来后，我们仍然感觉很好，警察们也感觉很好，于是我们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钢琴，我们就接着又弹又唱。这一切就像历史上公元前的某个时期，它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甚至一个像艾德·鲍里斯家那样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围环境渗出的毒汁的影响。因为每一条街都正在变成一条香杨梅大道，因为空虚正充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大陆。因为，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也不可能走进一幢房子，看见一个人倒立着唱歌。不再有这样的事。哪儿也没有两架钢琴同时弹奏，没有两个人愿意整夜弹琴，只为了取乐。能像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一样演奏的两个人，都被广播电台或电影业雇去了，他们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点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开展示来判断，在偌大一个美洲大陆，竟没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才。后来，我就听专业人员扮着怪脸的演奏来消磨下午的时光，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门前台阶上的原因。那音乐也很美，但是不一样。其中没有乐趣，这是一种永久的演习，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幽默，他就把它积累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疯子，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是我们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记得凯思夜总会有一个无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国最疯狂的人，也许他为此每周挣五十美元，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观众目瞪口呆。他不按场次来表演——他只是即兴表演。他从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绝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认为他是吸了毒才这样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鸡模样，他身上的能量和欢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他们。
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这种演出包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武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唯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个有六张险、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个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洞，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
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唯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运算则可以得到概括命题。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由这三类命题，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这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刻，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洞，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刻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说，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须放声大笑。我的整个生活目标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音乐十分重要。音乐是松果腺的滋补剂。音乐不是巴赫，不是贝多芬，音乐是灵魂的开罐器。它使你内心十分平静，使你意识到，你的存在有一个归宿。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惧不包含在祸患与灾难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唤醒人们，人们变得十分熟悉它们，亲近它们，于是它们最终又变得驯顺了……这更像是在一个宾馆的客房里，比如说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钱只够再吃一顿饭。你在一个你绝不指望再来的城市，你只须在你的房间里度过一个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间里呆着，却需要拿出你拥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厌恶与畏惧，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谋杀在这些地方进行。和你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做生意，他们盖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有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货币，同样的报纸——然而他们绝对不同于你认识的其他人，整个环境不同，节奏不同，张力不同。这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以另一个肉体出现。最令人烦恼的是，你确切知道，支配生活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训练，不是种族，不是语言，不是习俗，而是别的东西，你一直试图扼杀的东西，它现在实际上正在扼杀你，因为否则你就会突然被吓坏，想知道如何逃走。有些城市，你甚至不必在其中过夜——只要过一两个小时就足以使你精神失常。我想起贝荣就是那个样子。我带着别人给我的几个地址在夜里来到那里。我胳膊底下夹着个文件包，里面装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简介。我被指望趁着黑夜去把那讨厌的百科全书推销给几个想要改善自己的可怜人。如果我被扔在赫尔辛基，我也不会像在贝莱街上行走那样感到不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美国的城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在黑暗中蠕动的一条大章鱼。我来到的第一家看上去如此令人生畏，我甚至都没有自找麻烦去敲门，我就像那样走了好几家，才终于鼓起勇气去敲门。第一个地方，我看了一眼，差点儿没把我的尿吓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胆小或不知所措——我指的是恐惧。这是一张泥灰搬运工的脸，一个无知的爱尔兰人，他会欣然用斧子把你砍倒，就像往你眼睛里吐唾沫那么轻松。我假装是我把名字搞错了，匆匆前往另一家。每次门开开的时候，我都见到另一只怪兽。然后，我终于来到一个可怜的糊涂虫那里，他真的要改善自己，这使我哭了起来。我真为自己，为我的国家，为我的种族，为我的时候感到羞愧。我很难过地劝他不要买这他妈的百科全书。他天真地问我，那我为什么要到他家里来呢——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谎言后来证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告诉他，我只是假装来推销百科全书的，为的是要多接触人，好写关于他们的事情。这使他十分感兴趣，甚至胜于百科全书。他想要知道，如果我肯说的话，我将怎么来写他。回答这个问题花了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贝荣城的约翰·多厄，如果你还想要知道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欠了你很多很多，因为在我对你撒了那个谎之后，我离开你家，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给我的简介撕得粉碎，扔在水沟里。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以假借口到人那里去，哪怕是去送给他们圣经呢。我就是饿死也绝不再推销任何东西。我现在要回家去坐下来，真正写关于人们的事情。如果有人来推销什么东西，我会请他进来，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呢？”如果他说，这是因为他必须要谋生，我就会把我手头的钱给他，再一次请他想一想他在做什么。我要阻止尽可能多的人们假装他们因为必须谋生而不得不做这做那。这不是真的。一个人可以饿死——这好得多。每一个自愿饿死的人都多少减缓了那个自动过程。我宁愿看到一个人为了得到他需要的食物而拿枪杀死他的邻居，也不愿看到他假装他不得不谋生而保持那个自动过程。这就是我想要说的，约翰·多厄先生。
我继续说。不是对灾难和祸患的令人心寒的恐惧，我说，而是那自动的大倒退，是灵魂返祖挣扎的大暴露。北卡罗来纳的一座桥，在田纳西州的边境附近。在茂盛的烟草地里，到处冒出矮小的木屋和新木材燃烧的气味。在一个混浊的泛着绿波的湖里度过了一天。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然后，突然有一块空旷地，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干谷，上面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这是世界的尽头！以上帝的名义，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为什么我到这里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吃饭呢？即使我吃了能想象到的最丰盛的一顿饭，我也仍然会很悲哀，十分悲哀。我不知道从这里去哪儿。这座桥就是尽头，我的尽头，我的已知世界的尽头。这座桥是疯狂：它没有理由要立在那里，人们没有理由要从桥上过。我拒绝再挪动一步，不敢走上那座疯狂的桥。
附近有一堵矮墙，我靠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