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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理解了这个事实,就不可能再有绝望。在梯阶的最下部,在精子那里,有着和在顶部、在上帝那里同样的极乐状态。
上帝是走向全意识的所有精子的总和。在底部和顶部之间,没有停顿,没有中途站。在山里的某个地方发源的河流,一直奔流到大海。在这条通向上帝的河上,独本舟像无畏战舰一样有用。从一开始起,就是一路回家。
顺河流而下……像钩虫一样缓慢地,但是小得足以通过每一个弯道,而且像鳝鱼一样滑。你叫什么名字?某个人喊道。我的名字?嘿,就叫我上帝——胚胎上帝;我继续航行。有人想要我给买顶帽子,你戴多大号的?低能儿!他喊道。多大号?嘿孟德斯鸠(CharlesLauisdeSecondatMontesquieu,1689—,X号!(为什么他们总对我喊叫?我不会是聋了吧?)帽子在另一个大瀑布的地方丢失了。丢失就丢失了吧——那帽子。上帝需要一顶帽子吗?上帝只需要成为上帝,越来越上帝。所有这一切航行,所有这些隐藏的危险,消逝的时间、风景,风景衬托下的人,亿万叫作人的东西,像芥末籽一般。甚至在胚胎中,上帝也没有记忆。意识的背景由无限细小的神经节构成,一层毛发,像羊毛一样柔软。山羊孤零零站在喜马拉雅山中间;他不问他是如何到达顶峰的。他静静地在美丽的假相中间吃草;时间一到,他就下来。他把嘴挨近地面,搜寻山峰提供的稀少营养。在这种奇怪的、山羊形状的胚胎状态中,公山羊上帝在山峰当中的极乐世界里感觉迟钝地反刍。高高的山顶滋养了分离的萌芽,有一天会使他完全疏远人的灵魂,使他成为一位永远独自隐居在不可想象的真空中的父亲,孤寂,如岩石一般,但是首先来了门不当、户不对结合的弊病,现在我们必须来谈谈这些弊箔…。
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悲惨状态——因为它的起源迷失在朦胧之中。例如,布鲁明代尔公司能造成这种状态。所有百货公司都是疾病与一无所有的象征,但布鲁明代尔公司是我特殊的疾病,是我不可治愈的莫名病痛。在布鲁明代尔公司的混乱中有一种秩序,但是我认为这种秩序是绝对的发疯;如果我把根针放在显微镜下面,那么这就是我会在针头上发现的秩序。这是偶然孕育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秩序。这种秩序尤其有一种气味——这就是布鲁明代尔公司的气味,它使我心中充满恐惧。在布鲁明代尔公司,我完全垮了:我一滴一滴地滴到地上,一大堆乱七八糟、不可收拾的内脏,骨头,软骨。有一种味道,不是腐败的味道,而是门不当、户不对结合的味道。人类,这位不幸的炼金术士,以上百万的形式,把毫无共同之处的物质焊接到一起。因为在他的心思中,有一只肿瘤,正在贪得无厌地一点点吃掉他;小独木舟正在极乐中载他顺流而下,为的是要建造一条更大、更安全的船,上面可以为每一个人留下地方,而他却离开了独木舟。他辛辛苦苦,走得这么远,以致都忘记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小独木舟。大平底船上装满了小摆饰,船变成了一座静止的大楼,建在地铁的上面,里面弥漫着油毡的味道。
把隐藏在布鲁明代尔公司有间隙的混合物中的所有意义收集到一块儿,放到针头上,那你就是放下了一个巨大星座在其中运行而没有丝毫碰撞危险的宇宙。正是这显微镜底下的混乱,导致我的门不当、户不对结合的毛病在街上,我开始随意把马刺伤,或者在这里那里提起衣服下摆,寻找一只信箱,或者把邮票贴在嘴上、眼睛上、窟窿眼儿上。要不我突然决定爬上一座高楼,像一只苍蝇,一旦爬到屋顶,我就用真的翅膀飞起来,我飞啊飞,一眨眼工夫飞过成威豪肯、霍博肯、哈肯萨克、卡纳西、贝尔根海滨这类城镇。一旦你真正生有一只鸟鼻子,飞行就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诀窍是,要以轻飘的身子飞行,把你那一堆骨头、内脏、血液、软骨留在布鲁明代尔公司;只以你永远不变的自我飞行,这自我,如果你停下片刻来思考的话,总是配备着翅膀。这样的大白天飞行,比每一个人一味爱好的普通夜间飞行有优势。你可以不时停下来,像踩刹车一样迅速果断;不难找到你的另一个自我,因为你一停下,你就是你的另一个自我,也就是说,所谓整个自我。只不过,布鲁明代尔经验将证明,这大吹大擂的整个自我很容易土崩瓦解。因为某种奇怪的理由,油毡的味道总会使我土崩瓦解,倒在地上。这是所有在我身上粘在一起的不自然事物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些事物是消极地装配在一起的。
只是在第三顿饭以后,祖先的假联姻传下的新婚礼物才开始一个一个地散落,真正的自我之石,快乐之石,从灵魂的污泥中挺然而出。随夜幕降临派的总称。因创始人皆为苏格拉底的弟子,而他们又不如苏,针头的宇宙开始扩展。它从无限小的核子,以矿物或星团形成的方式,有机地扩展。它吃掉周围的混乱,就像耗子打洞,钻进干酪一般。一切混乱都可以集中在一个针头上,但是一开始极小极小的自我,可以从空间的任何一点,逐步发展成一个宇宙。这不是书本谈论的自我,而是千年来出租给有名有姓生座年月的人的永恒自我,始于蛆虫终于蛆虫的自我,这就是在被称作世界的干酪中的蛆虫。正像最轻的一阵微风可以吹动一大片森林,由于来自内心的难以理解的冲动,岩石般的自我会开始长大,在这种成长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压倒它。这就像杰克·弗洛斯特在工作,整个世界就是一块窗玻璃。没有一点儿辛劳,没有声音,没有斗争,没有休息;自我的成长无情地、无悔地、不懈地进行着。菜单上只有两项:自我与非自我,还有一种与之相抵偿的永恒。在这与时间空间无关的永恒中,有一些诸如暖流到来之类的插曲。自我的形式瓦解了,但是自我像气候一样继续存在。在夜间,飘忽不定的自我采取了最易变的形式;错误从舷窗渗入,漫游者的门被拉开了门栓。身上留着的这扇门,如果向世界敞开,那它就通向消灭。这是每一个寓言中魔法师从中走出来的门;没有人读到过他是从同一扇门回家的。如果朝里开,就有无数的门,都像是活板门:看不见地平线,没有两点间的直线,没有河流,没有地图,没有门票。每一张床都只为夜间歇一下脚而用,无论是歇五分钟还是歇一万年。门上没有门把,它们已永远磨损掉了。最重要的是注意——看不到的尽头。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夜间的歇脚都像对一个神话的失败勘察。人们可以摸索,测定方位,观察转瞬即逝的现象;人们甚至可以无拘无束,但是扎不了根。正当一个人开始感到“已被确立”的时候,整个地面坍陷,脚下的土地浮动,星座从它们的支撑物上被摇落下来,整个已知的宇宙,包括不朽的自我,开始默默地、不祥地向一个未知的、看不见的目的地移动,颤抖着,然而宁静而漠不关心。所有的门似乎都同时打开;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发生了内爆,猛地一下子,骨骼炸得粉碎。但丁在地狱中经历的一定就是某种这样的巨大崩溃;他触到的不是底部,而是一种核心,一种绝对的中心,时间本身就从这儿算起。在这里,神的喜剧开始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大约十二或十四年以前,在走过阿马里洛舞厅旋转门的时候,伟大的事件发生了。做爱乡,一个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王国:我想起来的这个插曲,对我来说就等于是但丁详细描述的炼狱。当我把手放在旋转门的铜把上,准备离开阿马里洛舞厅的时候,我原先曾经是和将要是的一切都崩溃了。我绝无虚言;我在时间中诞生,现在时间消逝了,被一股更强大的潮流所携走。就像我原先被从子宫里挤出来一样,现在我被撇到某种无时间的矢量中,成长过程在这里被搁置起来。我进入了效果世界。没有恐惧,只有厄运感。我的脊柱错了位:我面对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新世界的尾骨。骨胳一下子炸得粉碎,留下永恒的自我像一只压扁的虱子一样无用。
如果我不从这一点开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没有开始。如果我不马上飞到光明天地的话,那是因为翅膀完全无用。这是零点,月亮处于最低点……为什么我会想起马克西·施纳第格,我不知道,除非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夜里我坐下来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甚至比我的初恋还重要。
这是第一次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有意识行为,是深思熟虑的;它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在一口气读了许多页以后抬头看钟时,是否钟真的停了,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世界突然停顿了片刻,这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瞥见一个人的灵魂,或者我应该干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灵魂披露给我的第一个人?也许在这之前,我不知不觉地有点儿古怪,但是自从我沉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去那一刻起,我的古怪便是确定无疑的,不可挽回的,又是心满意足的。普通的、清醒的日常世界对我来说不复存在。我曾有过的任何写作抱负或愿望也被打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像在壕沟中,在炮火下呆了太长久的那些人一样。普通的人类痛苦,普通的人类妒忌,普通的人类抱负——对我来说,狗屁不如。
当我想起我同马克西及他妹妹丽塔的关系时,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状况。那时候,我和马克西都对体育感兴趣。我们常常一块儿去游泳,我们游了许多许多,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整天整夜在海滩上度过。马克西的妹妹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我原先只见过一两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提起她的名字,马克西就会相当发狂似地谈论起别的事情来。这使我很生气,因为我同马克西在一起实在已经烦死了,只是因为他很乐意借钱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