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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圣托马斯高等哲学”教程，1888年成立卢汶哲学协会，次年，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也成了革命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看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确实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她母亲领去抚养——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情谊。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14 政治犯争论人民的问题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
“政府掌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人家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横死的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象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象发表演说似地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①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①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主要设置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镇压异教徒的名义下残酷迫害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人、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火刑、流放等酷刑。
“他们迷失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不再作声，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15 诺伏德伏罗夫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很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由自己的思想所指导，由自己的思想所决定。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类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非想出人头地罢了。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他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感到很得意。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头地了。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了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人家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这样，大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召开重要会议，并在全上通过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充分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执行。
同志们因为他大胆果断而尊敬他，但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一切杰出人物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并且总是想用老猴对待小猴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恨不得剥夺人家的一切智慧和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才能。只有对那些崇拜他的人全、比较确切的知识。阐述了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他才好意相待。现在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玛尔凯，对待倾心于他的薇拉和相貌美丽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虽然口头上也主张解决妇女问题，但心底里却认为女人都是愚蠢的，猥琐的，除了他所热恋的女人之外，譬如他现在所爱的格拉别茨。只有那些女人才不同凡响，她们的优点也只有他一人能够发现。
他认为男女关系也象其他一切问题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算彻底解决问题。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过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后来同正式的妻子脱离了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同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诺伏德伏罗夫瞧不起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问题上“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在看待现行制度的缺点和纠正办法上，竟敢跟他诺伏德伏罗夫不一样，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老爷的想法四年之功成书，但后不见传世。与阎若璩同辨《古文尚书》之，愚蠢的想法。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