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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41 在车厢里。三等车乘客。塔拉斯讲他的悲剧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①，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①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
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
“你在罗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嗐，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
‘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事？’我就马上把公事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