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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跟令尊同过事。我们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
怎么样，您在担任什么差事吗？”
“不，我没有担任什么差事。”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拜托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要是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但那件事我不得不来麻烦您。”
“什么事啊？”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侧着头，眯缝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根本不在思考，对聂赫留朵夫的问题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回答。他只是在闭目养神，根本不想什么。
“这件事，老实说，我做不了主，”他歇了一会儿说。“探监的问题，有最高当局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可以同意。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无事生非罢了。”
“不过，他们处境这么痛苦，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消磨时间哪，”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老是诉苦，”将军说。“我们可知道他们。”他谈到他们就象谈到一种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服，这在监狱里是少见的，”将军继续说。
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就详详细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舒服条件，仿佛他们的宗旨就是为囚犯安排舒适的居留地。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经常吃三道菜，而且总有肉吃：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礼拜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点心。啊，上帝保佑，但愿个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伙食！”
将军也象一切老年人那样，一旦遇到他要强调的事，总会反反复复讲上好几遍。此刻他想证明，那些囚犯都是贪得无厌，不知感恩的。
“我们给他们提供宗教书籍，还有旧杂志。在我们图书馆里适当的书有的是，可是他们难得去翻阅。开头他们似乎还感兴趣，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没有人问津。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有，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发给他们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他们可以擦掉再写。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完全定下心来。他们只是开头有点烦躁，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十分安静，”将军说，根本没想到他的话其实是多么残酷。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太多。他打了打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就劝告聂赫留朵夫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高尚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个）都是皇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罢了。
“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当好差。”
办事员瘦小而结实，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有关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现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而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老弟，请勿见怪，我这是爱护您才说这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打交道。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他们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可了解他们了，”他用不容怀疑的口气说。他对这一点确实毫不怀疑，倒不是因为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不这样想，他就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位可敬的英雄，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优裕的生活，而成了个出卖过良心、到了晚年还在继续出卖良心的无赖。“您最好还是去担任些差事，”他继续说。“皇上需要正直的人……祖国也需要正直的人，”他补充说。“嗯，要是我们这些人都象您那样不当差，那怎么得了？叫谁来干呢？我们动不动批评现在的制度，可自己又不愿帮政府的忙。”
聂赫留朵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腰，又走到会客室里。画家已把贞德灵魂的答复记录下来，正在那里等将军。老将军戴上夹鼻眼镜，念道：“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来的光。”
“啊，”将军闭上眼睛，赞许地说。“要是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认得清楚呢？”他问，又在小桌旁坐下来，手指同画家的手指夹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这时正好驶出大门。
“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
“是的，很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又望望涅瓦河上被小舟和轮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波浪。
20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枢密官们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上下来。房间里有一个留着银白长发，穿着短上衣和灰长裤的小老头，样子象个家长。他的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跟班。
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候，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律师，立刻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乘机打量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十五个人来旁听，其中两个是女的：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主要是新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的民事执行吏，穿着漂亮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办哪一个案子。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这时候大橱的门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里面出来，已经不穿上衣，而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胸前挂满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活象一只大鸟。
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使小老头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慌忙快步走到入口处对面的一扇门里。
“这位就是贝，德高望重啊，”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又介绍同行跟他认识，然后讲了当前即将审理的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唯一的区别是枢密官面前桌上铺的不是绿呢，而是镶有金边的深红色丝绒。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机关的标志：守法镜、圣像、皇帝御像等，这里也无不具备。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也都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枢密官也那样纷纷走进法庭，也那样在高背扶手椅上坐下，也那样用臂肘支在桌上，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噘起嘴唇，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下面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就是那个样子象家长的小老头，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身体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也有六年没有同他见面，但立刻认出是他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对了，您本来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非常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