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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没有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知道并经常指出，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而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因此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极其需要土地，由于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被卖到国外去，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礼帽、手杖、马车、青铜摆件等东西。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十分明白，就象不放马到牧场上去吃草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光围墙里的草就会消瘦，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可怕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消灭，至少自己不能参与其事。“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他在最近一条桦树夹峙的小径上徘徊，同时想。“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讨论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唯独忽略那种切实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①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象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利益。”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害臊。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知道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和用作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②，但在现行制度下是最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①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②亨利·乔治主张土地单一税，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这里原文是英语。
他回到房子里，看见管家笑得特别高兴，请他吃午饭，还说什么他担心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球的侍女帮助下做的菜会煮得太烂，烤得太熟。
桌上铺着一块粗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手巾代替餐巾。桌上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断，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切成块，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吃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连毛都烤焦的公鸡。然后是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聂赫留朵夫还是吃了下去，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都忘记了。
神色慌张、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每次上菜，管家的妻子总要从门缝往里张望，而管家则一直以他妻子的烹饪手艺而扬扬得意，笑得更欢了。
饭后，聂赫留朵夫好容易使管家坐定下来。为了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对头，同时也想对人家说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早就想到过这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其实地对这个方案可说是一窍不通。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
现在聂赫留朵夫竟主张土地的全部收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
管家满面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这人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并且断定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他做管家的一定能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明白没有这样的可能时，他对方案就不再感兴趣，并且只是为了讨好东家，脸上才保持笑容。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理解他，就放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旁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新叶翠绿的菩提树后面，蚊群飞进屋里，不住叮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帐房来，他决定亲自到农民集合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匆匆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往村子里走去。
07 聂赫留朵夫根据亨利·乔治原理同农民商量土地问题没有取得成功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沸腾，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谈话，并且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土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个当然。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明白，农民也都是懂事的，但这会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怀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集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使用土地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老爷的，权柄在您老爷手里，”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社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社是村社，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没有抬起眼睛，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象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因为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非得破产不可。”
“这一套用不着。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
要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也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罗？”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不老、容光焕发的赤脚农民说。这个农民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衣，弯着左胳膊，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象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显然还没有改掉士兵的习惯，一听到口令，就好象中了催眠术。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气回答，竭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仿佛要把它奉送给愿意要的人。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吧，”聂赫留朵夫感到困感不解，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琢磨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同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回到帐房里。
“我老实对您说吧，公爵，”聂赫留朵夫同管家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拢的，这些老百姓顽固得很。开起会来，他们总是固执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