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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佐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原刊1944年8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5期）
写什么
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探，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佐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①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投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①石挥（1915…1957），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
（原刊1944年8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5期）
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人的宗教
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级。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祖先祟拜，而这对于智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但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有一个共通的宗教背景。
读书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之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这模糊的心理布景一大部分是佛教与道教，与道教后期的神怪混合在一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浸了若干年，结果与原来的佛教大不相同了。下层阶级的迷信是这广大的机构中取出的碎片——这机械的全貌很少有人检阅过，大约因为太熟悉了的缘故，下层阶级的迷信既然是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就不是迷信。
这宇宙观能不能算一个宗教呢？中国的农民，你越是苦苦追问，他越不敢作肯定的答复，至多说：“鬼总是有的吧？看是没看见过。”至于智识阶级呢，他们嘴里说不信，其实也并没说谎，可是他们的思想行动偷偷地感染上了宗教背景的色彩，因为信虽不惰，这是他们所愿意相信的。宗教本来一大半是一厢情愿。我们且看看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的地狱
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飘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日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断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销磨掉，所以“新鬼大，故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阴司的警察拘捕亡人的灵魂，最高法庭上坐着冥王，冥王手下的官僚是从干练的鬼中选出来的。生前有过大善行的囚犯们立即被释放，踏着金扶梯登天去了。滞留在地狱里的罪人，依照各种不同性质的罪过受各种不同的惩罚。譬如说，贪官污吏被迫喝下大量的铜的溶液。
投胎
中等的人都去投胎。下一辈子境况与遭际全要看上一世的操行如何。好人生在富家。如果他不是绝无缺点的，他投胎到富家做女人——女人是比男人苦得多的。如果他在过去没有品行，他投生做下等人，或是低级运动。屠夫化作猪。欠债未还的做中马，为债主做工。
离去之前，鬼们先喝下了迷魂汤，便忘记了前生。他们被驱上一只有齿的巨轮，爬到顶上，他们惊惶地往下看，被鬼卒在背后一戳，便跌下来——跌到收生婆手中。轮回之说为东方各国所共有，但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设想得清晰，着实。屁股上有青记的小孩，当初一定是踌躇着不敢往下跳，被鬼卒一脚踢下来的。母亲把小孩摆着，拍着，责问：“你这样地不愿意来么？”法律上的麻烦犯了罪受罚，也许是在地狱里，也许在来生，也许就在今生——不孝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也不孝，鞭打丫头的太大，背上生了溃烂的皮肤病。有时候这样的报应在人间与阴间同时发生。有人到地狱里去参观，看见他认识的一个太太被鞭打，以为她一定是死了；还阳之后发现她仍然活着，只是背上生了疮。
拘捕与审判的法律手续也不是永远照办的。有许多案件，某人损害某人，因而致死，法庭或许把一切仪式全部罢免，让被害者亲自去捉拿犯人。鬼魂附身之后，犯人就用死者的声音说话，暴露他自己的秘密，然后自杀。—沈这更为直截痛快的办法是天雷打，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案件。雷神将罪名书写在犯人烧焦的背脊上。“雷文”的标本曾经被收集成为一本书，刊行于世。
既然没有一定，阴司的行政可以由得我们加以种种猜度解释。所以中国的因果报应之说是无懈可击的，很容易证明它的存在，绝对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中国的幽冥，极其明白，没有什么神秘。阴间的法度与中国文明后期的法度完全相同。就因为它以人性为基本，阴司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亡魂去地狱之前每每要经过当地城隍庙的预审。城隍庙是阴曹的地方法院，城陷往往由死去的大员充任（像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红楼圆梦》里就做了城隍），而他们是有受贿的可能性的。地狱的最高法院虽然比较公道，常常查错了帐簿，一个人阳寿未满便被拘了来。费了许多周折，查出错误之后，他不得不“借尸还魂”，因为原来的尸首已经不可收拾了。
为什么对棺材这么感兴趣
死后既可另行投胎，可见灵魂之于身体是有独立性的，躯壳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中国神学与埃及神学不同，不那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