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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斌躁了，手从裤口袋里抽出来，两条胳膊狠狠交叉放在胸前，眼珠了一瞪：“老实告诉你！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打倒，同样，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就要叫你当‘革命领导干部’，非当不行！”
马延雄不说话了。他再能说什么呢？他眯缝着的眼睛继续望着窑顶，那只甲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了。
这时候，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开腔了：“老段啊，你看你！老马已经成了咱们自己人了，你怎不能一吹胡子二瞪眼呢？往后，不，很快就要一块在革委会里工作哩嘛！咱革命造反精神强，老马有经验。咱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老马的经脸搭配在一起，又有人武产中胡政委支持，这一结合，肯定能把咱县的革命搞好哩！叫黑指在一边干瞪眼吧……”他说着，痰在气管里响着，一边慢悠悠地走到马延雄身边，躬下干瘦的身子，故作吃惊地说：“哈呀！老马瘦成这个样子了？”
他扭过头来，像自己临时决定的样子对段国斌说：“老段！我看是这，叫老马今晚上就回家去吧！咱先不和他谈叙站出来的事了。先叫老马回家养几天身子，到医院看病，罢了咱再说。你看行不行？”段司令立刻说：“可以！”然后又带施舍者的神气看了一眼马延雄，补充说：“你可别忘了革命造反派的恩情！”
侯玉坤又关切地躬下身子问：“老马，要不要派人把你送送！”“……”看再没有什么回答了，俩人便互相递了个眼色，一前一后出了房门，走了……马延雄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穿上自己的破棉袄，用枯瘦的手按了按那个装地图和铅笔的破洞。
这时候，只听见外面的大铁门“哗啦”响了一声，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喊叫说：“马延雄，快往出走！”
他呻吟着下了炕，靠在墙壁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便一步步挪出了囚室。他一步步挪过了院坝，来到监狱的大铁门前。
他把自己火辣辣的头靠在冰凉的铁门框上，歇了好久。然后才又一步步挪出了监狱的大门，没有什么人监视，看来这是真的放他出去了。旷野中第一口清冷的空气灌入了他的胸腔，使他感到一阵阵令人陶醉的眩晕。现在，他站在监狱在外边了。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像一个流浪汉。明亮的月光映照出了他的脸庞，惨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他眯缝着眼睛，贪婪地瞭望看远方群山的剪影，顺着古城墙下边的一条小路，蹒跚着向家中走去……
第06节
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