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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气好的话，门是开的。
他付了入场费进到里面，立刻一面辛苦地吸着被雨淋得潮潮的香烟，一面花时间绕场仔细地看遍一只只动物们。
动物们躲在兽舍从窗里以恍惚的眼光眺望着雨，或在强风中兴奋得跳来跳去，或因气压的急速变化而胆怯畏缩，或生着气。
他每次都在孟加拉虎的栅栏前，坐下来喝一罐啤酒（因为每次都是孟加拉虎对台风最生气），其次在大猩猩的兽会前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多半的情况对台风是毫不关心的。大猩猩总是以一副好像颇同情的表情望着他那一副人鱼般的模样坐在水泥地上喝着罐装啤酒的德性。
“简直像两个人碰巧搭上故障电梯似的感觉。”他说。
其实除了这样的台风天下午之外，他是个极端正常的人。他在一家虽然不是多么有名，但相当整洁雅致感觉颇好的外商贸易公司上班，一个人住在清清爽爽的公寓里，每半年换一次女朋友。到底为什么非要这么频繁地换女朋友不可呢，我实在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她们全部像是细胞分裂般的长得非常相像。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都过分把他想成平凡而迟钝的人，不过他倒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他拥有一部程度还好的老爷车，拥有巴尔扎克全集，拥有全套最适合穿着去参加葬礼的黑西装。黑领带和黑皮鞋。
每次有人死去，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向他借西装、领带和皮鞋。虽然西装和皮鞋的尺寸都比我的各大一号，不过当然也没有理由抱怨。
“不好意思。”我每次总是说。“又有葬礼了。”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他每次都说。
他住的公寓离我住的地方大约计程车十五分钟车程的距离。
我到他家时，桌上已经整齐地放好烫得笔挺的西装和领带，皮鞋也擦得晶亮，冰箱里还预先冰好半打外国啤酒。他就是这种男人。
“上次我在动物园看见猫唤。”他一面打开啤酒瓶盖一面说。
“猫？”
“嗯，大约两星期前，我到北海道出差，那时候我走进附近的动物园去看看，结果有一个小栅栏挂着‘猫’的牌子，里面躺着猫。”
“什么样的猫？”
“非常普通的猫啊。茶色条纹，尾巴短短的，胖得不得了。它就那么横躺着呢。”
“一定是猫在北海道很稀奇吧。’”我说。
“怎么可能。”他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猫就一定不可以进动物园呢？”我试着问道。“猫不也是动物吗？”
“这是习惯哪。也就是说猫和狗都是到处可见的动物啊。没有必要特地花钱去看。”他说。“就跟人一样嘛。”
“原来如此。”我说。
喝完半打啤酒，他帮我把领带和用塑胶袋套起来的西装和鞋盒子一起整齐地装进大纸袋里。好像这就可以去野餐似的感觉。
“每次都这么麻烦你。”我说。
“别客气嘛。”他说。
其实他从三年前定做了那套西装以来，几乎从来没穿过。
“谁都没有死啊。”他说。“还真不可思议，自从做了这套西装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死去过。”
“事情一定都是这样子。”
“完全没错。”他说。
说起来，那还真是个葬礼多得可怕的一年。在我周围，朋友们和过去的老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仿佛夏天烈日下的干旱玉米田般的光景。在我28岁那年。
我身边的朋友们，大体上也都是同样的年龄。27．28．29……
实在不太适合死的年龄。
诗人在21岁时死去，革命家和摇滚乐手在24岁时死去。只要这些过去之后，暂时总算可以平安度回了吧，这是我们大家的预测。
既然已经走过不祥的转弯，也已经穿过灯光昏暗阴阴湿湿的隧道，接下来只要在笔直的六线道上（就算不怎么心甘情愿）朝向目的地直奔而去就行了。
我们每隔一段时日剪一次头发，每天早上刮胡子。我们已经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摇滚乐手了。不再喝醉酒在公共电话亭里睡着，在地下铁的车厢里吃一袋子樱桃、或在清晨四点把DxirS的LP放大音量来听了。为了应酬还加入人寿保险，开始在大饭店的酒吧喝起酒来，还把牙医的收据留起来以便扣缴医疗保险。
毕竟，已经28岁了啊……。
预期之外的杀戮就在那之后紧跟着开始了。应该可以说是出其不意的打去吧。
正当我们在悠闲的春日阳光下，刚换穿西装的时候。尺寸不怎么适合，衬衫袖子反了，右脚一面穿进现实的裤管，而左脚却想穿进非现实的裤管里似的，正在有一点骚动的时候。
杀戮随着一声奇怪的枪声而来。
好像有人在形而上的山丘上抱着形而上的机关枪，朝向我们扫射形而上的子弹一般。
但结果，死只是死而已。换句话说，兔子不管是从帽子里跳出来，或从麦田里跳出来，兔子只是兔子而已。
高热的炉灶只是高热的炉灶而已，从烟囱冒出来的黑烟，只是从烟囱冒出来的黑烟而已。
第一个走过横跨现实与非现实（或非现实与现实）之间的黑暗深渊的，是在国中当英语教师的我大学时代的朋友。结婚三年了，妻子因为待产，从年底就回四国的娘家去了。
以一月来说，有点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他在百货公司的金属用品卖场买了可以割得下大象耳朵的西德制剃刀和两罐刮胡膏，回到家烧洗澡水。然后从冰箱拿出冰块来，喝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之后，便很干脆地在浴缸里割腕死去。
两天后他的母亲发现尸体。于是警察来拍了几张现场照片。如果适度搭配上观叶植物盆栽的话，或许就可以当做番茄汁广告般的风景。
自杀，是警察的公式发表。家里门是上锁的，而且第一点因为当天买剃刀的是他本人哪。
可是他到底为了什么目的，会去买根本就没打算要用的刮胡膏呢（而且还是两罐）？谁都不明白。
或许不太能够适应自己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就已经死掉的想法吧。或者，是怕被百货公司的店员识破自己要自杀也不一定。
既没留下遗书或便条，也没留言。只在厨房的桌上，留下玻璃杯、空威士忌酒瓶和放冰块的冰桶，还有两罐刮胡膏而已。
他一定是在等热水烧热时，一面喝送了不知道多少林的黑格（H8gue）威士忌加冰块，一面一直眼盯着刮胡膏的罐头吧。而且说不定这样想。
我可以不用再刮胡子了。
二十八岁青年的死，就像冬天的雨那样，总是令人感伤。
接下来的十二个月之间，就有四个人死去。
三月里由于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一个人死去，六月里两个人死去。分别因为心脏病发作和交通事故。从七月到十一月，继和平季节之后，十二月中旬最后一个又是因交通事故死去。
除了第一个自杀的朋友之外，几乎所有的家伙都是在还来不及意识到死之前，就在一瞬之间死去了。就像正在迷迷糊糊地走上平常走惯的楼梯时踏板却少了一阶的那种感觉。
“帮我铺棉被好吗？”一个人这样说。就是六月里心脏病发而死的那个朋友。
“后脑袋卡嗟卡嗟响着呢。”
他钻进棉被里睡觉，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十二月里死去的女孩子是那年最年轻的死者。也是唯一的女性死者。二十四岁，和革命家与摇滚乐手同年龄。
圣诞节前下着冷雨的黄昏，在啤酒公司运货卡车和水泥电线杆之间所形成的悲剧性（也是极日常的）空间中，她像被碾碎般地死去。
最后那个葬礼的几天后，我抱着刚从洗衣店拿回来的西装，和当做谢礼的威士忌酒去拜访西装主人的家。
“谢谢你，帮了我好多忙。”我说。
“别挂在心上。反正我也没用。”他一面笑着说。
冰箱照例冰着半打啤酒，坐起来很舒服的沙发微微有一点阳光晒过的气味。桌上放着刚洗过的烟灰缸和圣诞节应是用的圣诞红盆栽。
他接过塑胶袋套着的西装之后，就以像把刚刚冬眠的小熊放回洞里似的手势把那轻轻收进农橱里去。
“但愿西装没有留下葬礼的气味。”我说。
“衣服没关系。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用的衣服嘛。令人担心的是那内容。”
“嗯。”我说。
“毕竟者是葬礼不停啊。”他把脚架到对面的沙发上，一面把啤酒倒过玻璃杯一面这样说。“总共几个人呢？”
“五个。”说着我把左手的手指全部伸开来给他看。“不过，已经结束了。”
“你这么想？”
“我这样觉得。”我说。“死的人数已经够多了。”
“总觉得好像是金字塔的诅咒似的。当星星巡行天空，月影遮蔽太阳的时候……”
“就是这么回事啊。”
喝完半打啤酒之后，我们开始喝起威士忌。冬天的夕阳像和缓的斜坡般照进屋里来。
“你最近脸色好像有点暗。”他说。
“是吗？”我说。
“一定是夜里想太多事情了。”
我笑着抬头看天花板。
“我夜里已经不再想事情了。”他说。
“怎么做到的？”
“心情暗淡的时候就打扫啊。打开吸尘器吸吸地、再擦擦玻璃窗、擦擦玻璃杯、移动移动桌椅、把衬衫一件一件拿来烫乎、椅垫拿出去晒呀。”
“哦”
“然后一到十一点就喝酒睡觉。只有这样啊。早上起床穿袜子的时候，大多的事都已经忘了，干干净净的。”
“哦’
“半夜三点，人都会想到很多事情，这个那个的。”
“或许吧。”
“半夜三点，连动物都会想事情。”他好像想起来似地这样说。“半夜三点你有没有进去过动物园？”
“没有。”我恍惚地回答。“当然没有啊。”
“我只有一次。被朋友拜托。这本来是不行的。”
“哦”
“真是很奇怪的经验，很难形容。简直就像地面无声地往四面八方裂开，然后有什么从那里爬出来似的，有那种感觉。然后在深夜的黑暗中，从地底下爬上来那眼睛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就猖狂地乱窜。像冷冰冰的空气团似的东西哟。眼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