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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广东朋友这种执著、强硬、像韧带一样的坚持精神——抗战之前，日本人称之为“广东精神”——我们虽誓死反对广东话第一，却由衷佩服这种精神，每个中华人都用这种精神保护标准中华语体方法。清张之洞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华人才不致沦落为林立的筷子，才有可能成为永折不断的铁桩。
血浓于水，言语更浓于血，八亿人口说同样的话，诚如耶和华所说：“他们成为一个强大集团，用同一言语，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我们祝福我们自己
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三
前些时，英国查理王子前往美国访问，在白宫里跟美国总统里根先生促膝谈马，电视上还看到有位老奶向他阁下行宫廷屈膝礼镜头，实在过瘾。可是，柏杨先生却忧心忡仲，唯恐殿下老爷冒出一句，说他是来“宣慰旅美侨胞”的，那就糟啦。他虽然始终没有说出这句话，但我老人家仍然忍不住打电话到伦敦，给在那里大学堂当教习的张国龙先生，问问英国报纸上可有这种节目，是他夫人徐慎淑女士接的，大骇曰：“老头，你可是刚抢了银行，钱撑着啦。”倒不是钱撑着啦，而是浆糊撑着啦。假使查理先生不是英国王子，而是中国王子，报上“宣慰侨胞”的文章，准大雨倾盆，你敢跟我赌一块钱乎哉？可惜英吉利非礼义之邦，竟不知道“宣慰”一下他们“侨胞”在美利坚的“侨胞”，惜哉。
孙中山先生曾曰：“华侨是革命之母。”二十世纪三○年代之前，他们确实是华侨，因为他们是中国国籍，手拿中国护照。可是四○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了”。其学一反程朱学派传统，在明代中叶，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还经过大小百余血战，才把自封为主子的荷兰朋友赶出大门。华侨遂逐渐地变成华人，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公民，不再是流落天涯地角的中国游子，而是嫁出去的中国儿女矣。女儿在夫家——那块美丽的国土上，生根开花，茁壮结实，继续繁衍中华民族的苗裔。身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不应该再猛嚷她可只是暂时在那里歇歇脚的呀。那不是待女儿之道，而是待敌人之道，只有对敌人这么用尽心机，去努力拆散他们的家庭。
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对娘家的贡献，太多太巨。可是当他们需要娘家照顾的时候，娘家却只能搓着双手，不着边际地信口开河，教他们稍安勿躁，等咱们强了再说。有时候还厚着脸皮，要他们再继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靠色相的演员老爷老奶，以及一些会画两笔的朋友，更千方百计前往献宝淘金。中华人不得不应付，于是一个个脑满肠肥，满载而归。这些臭男女不但不感激零涕，反而洋洋得意地摇着舌头宣称，他们是去“宣慰侨胞”的呀。遇到来中华观光的华人，大官小吏一有机会，就板起鸭子屁股面孔，训勉他们回到“侨居地”干啥干啥。查理王子如果听说世界上有些奇观，恐怕真要后悔不迭没有跟进亮相。
柏杨先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间很短，却模糊地有个印象，每位中华人心里似乎都埋藏着一种隐忧。夸大地说，心里似乎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恐惧感。中国的强大是他们最大的盼望，可是中国人被酱得太久，偏偏一时强大不起来，这是一个难解的困惑和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身在中国的兄弟姐妹，再忍心把他们推到进退维谷的“侨胞”、“侨居地”之境，未免不当人子。
这种隐忧——不安全，甚至恐惧——可不是神经衰弱、多愁善感，而是从热泪中成长的。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的以中华语文授课的南洋大学堂，被悄悄地取销述方法用于原始思维和神话学的研究，企图在找出社会生活，以及印尼不准华文书刊进口，就是两响使华人颤栗的钟声。已故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巴素先生，曾叹息曰：“当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场苦难。”现在二十世纪已快打烊，我们还是同样叹息曰：“当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华人（Chinese），真是一场苦难。”前途布满荆棘，中华人像一个娘家无权无势，而又受尽公婆妯娌白眼的小媳妇，有说不尽的委屈悲愤。
没有人知道这种委屈悲愤的心情继续发展下去，结局是福是祸。柏杨先生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和第二大城槟城，各有一次讲演，都提出同一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抱怨。这可不是冲凉水澡的人劝屁股坐在火炉上的人不要抱怨，而是同受煎熬的患难朋友，互相勉励。我们除了看现象外，应该更深入地研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两个星期前，一位学生老爷光临柏府，请我老人家指示机宜。盖他的女朋友跟走观灯一样，一个月就换一个。我曰：“你这么换法，不怕累呀。”他哭丧脸曰：“不是我换她们，而是她们换我。尤其姗姗，老头，你见过的呀，我那么爱她，也只维持了三个月，就另行高就。”接着把一群老奶攻击得连个蚌壳都不值。呜呼，要教别人爱自己，必须自己先可爱，同样地，要教别人尊敬自己，也必须自己先值得尊敬。我要他先莫怒发冲冠，仔细想想自己为啥落到如此地步。只一味砸镜子兼骂大街，不能改变容貌，改变容貌必须心里先改变才行。学生老爷的性格古怪得像一头吃了癫痫药的毛驴，不要说老奶不爱他，连我这个老头也不爱他。中华人对其他民族受到特别保护，当然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但只抱怨，并不能改变事实，反而有换来更屈辱更不公平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必把保护的功能估计过高，尤其是畸形的保护，会丧失竞争能力，那并不绝对是福，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装满两架波音七○七飞机。
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杨先生在台北跟一位前来台湾冒险的丹麦女大学生相遇——相遇并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地爱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启示。她曰：“你们中国青年真有福气呀。”我一听就生气曰：“老奶，谁不知道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好得要命，吃我们豆腐干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绍个针炙医生？”她曰：“你说的不错，我们国家福利好，比你们好百倍以上，即令失业，失业金也足够过你们这里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谁肯当傻瓜，咬牙瞪眼地干活乎哉？你们青年面临着无穷尽的挑战，有他们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丹麦青年前程都已被国家安排好，注定了的。而大多数中国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数，经过遍体鳞伤之后，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华人的不安全恐惧感，不应是环境艰难，或得不到保护，而应是少数中华人自己不争气——不团结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不认错，不自尊。所以中华人应以更开放的心灵去爱，爱同血缘同语文的中华人，爱自己所属的国家，爱共同生活的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和泰米尔人。随便举一件事，作为例证，中华人尊脑里仍顽强地保留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老观念，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既然爱你所属的国家，就应该保卫所属的国家。中华人一天不能荣耀地参加武装部队，就不能证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盖没有一个地方喜欢只享受权力而肯尽义务的人。
一位在欧洲住了二十年，又国美国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捶胸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话贬多于褒，含意沉痛。不知道贵阁下注意到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呆瓜，两个日本人是一个联盟，三个日本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兵团。而一个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君不见，中国留学生在洋大人学堂里，总是独占鳌头）。两个中国人就不行啦，成了双头马车，你要走独木桥，他偏走阳关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炎地，感情用事，拼命窝里斗。咦，这才是中华人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消失——不要说消失啦，仅只在程度上减轻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机，都不过只是一种激励，一种向更美好景地跃进的跳板。
一连五篇，都在谈中国人和中华人，似乎下定决心——酱缸文化用语是“别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一斧劈开，劈得越远越好。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杜南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个国家海滨的越南逃亡难民营，隔着一条铁丝网，兵老爷手执刀枪剑戟，在那里把守兼两边吆喝：一边吆喝杜南发先生，一边吆喝难民，不准他们接近铁丝网谈话。一位中年妇人带着女儿，蹲在沙滩上，在那里写字，杜南发先生定睛细看，只见反复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眺望未毕，妇人和女儿就被营区官员驱走。这故事使我们肝肠寸断，但也说明，中华人分散到各个角落，所属的国家不同，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是，血浓于水，言语浓于血，中华民族的心，却永远结合在一起，灵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诗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正是全世界中华人（包括中国人）心情。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化伤感为喜悦。希望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跟中国的关系，像美利坚跟英国的关系一样，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安乐死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四
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柏杨先生碰到了“安乐死”——可不是我恶贯满盈，要御驾崩殂啦，而是参加一项由《新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