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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矣，只能称他们为“中华裔”、“中华人”。仿佛是这样的，已不能说华语的，是“中华裔”；还说华话，而且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是“中华人”。
——为了和“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对称，又为顾我老人家不喜欢单音节发音的缘故，擅自把“华人”改为“中华人”，敬请参考。
——中国人，中华人，这种称号在英文里就不发生问题，管你是中国人也好，中华人也好，一律Chinese。柏杨先生这次访问了两个国家，华文报纸有志一同，称我是“台湾作家”，避免用“中国作家”，外交形势使然，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只有英文《海峡时报》称我是“Chinese作家”，我才兴高采烈地庆幸恢复了本来面目。盖Chinese固可当中华人解，亦可当中国人解也。
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稍后再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华人朋友（注意，可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华人）理智中，那我们就能够设想出现实的存在物是比它更伟大、更，全部用标准的华语（再请注意，可不是用“国语”，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国语是马来语），对我热情如火之余，往往曰：“欢迎老头来我国访问。”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吉隆坡一家畜牧杂志老板叶顺泉先生，在向我“欢迎老头来我国访问”之后，忽然拍大腿曰：“前年我去曼谷，那边华人一句话一句‘我国’，他妈的真别扭，可是今天我却向贵老头脱口而出。因为事实上，这是我的国家呀。”呜呼，这种认同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美国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英国人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不是天经地义是啥。
他们的国家是他们效忠的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他们的国土是他们世代定居的新加坡岛和马来亚半岛。只有精神恍惚的中国人一口咬定他们是“华侨”，再一口咬定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是他们的“侨居地”，而这正是中华人最厌恶和最恐惧的。他们几代下来，刻苦耐劳，兢兢业业，好容易在那可爱的国度里生根，远在千万里外的中国人，却情不自禁地把他们拔出来放到地面上，套句流行的黑话：不知道“是何用心”也。
有人说，台湾用的属人主义的国籍法呀。好啦，抬出“法”就好办。问题是，遇到了邝友良先生一二大人物，属人主义的国籍地跑他妈的哪里去啦？时代不同，属人主义的国籍法应该修改，至少应该增加它的弹性，不能对大的不敢碰，专找小的捏。除了自己闭起门下笔时舒服舒服外，恐怕还遗害无穷。闹到最后，别人对中华人曰：“原来你们都是华侨呀，啥时候离开俺这个侨居地，回你们的祖国去呀？”这比“英侨”里根先生，以及“德侨”基辛格先生面对这种场面时，可糟得多
言语浓于血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二
人类的肤色和长相不一样，已是一大奇事，而又各说各话，更是奇上加奇。以柏杨先生之尊，就弄不明白当初是怎么搞成这种样子的。我于五○年代第一次去日本时，一下船就大吃一惊，盖到处哇啦，全是日本话，不但老头老太婆说日本话，连三岁娃儿也说日本话，倾盆而出，字正腔圆，搞得我无法插嘴。这次我老人家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飞机场，等候前往槟城班机时，就曾热闹一阵。盖尊肚忽然作怪，去了趟毛坑，公事办毕，回到候机室一瞧，大事不好，柏杨夫人影踪全无，准是时间已到，上了飞机，先行走他娘啦。当下一个箭步，就要夺门而出，被一位黑脸的马来人官员一把捉住，开始唇枪舌剑。他说的马来话我不懂，我说的中华话他也不懂，狗急跳墙，英语出笼，说了半天，他不懂如故——这也不能怪他，盖我的英语，不但他不懂，连我也不懂。然而不懂没关系，教我过去就行，偏偏他既要看护照，又要看机票，那玩艺都在柏杨夫人身上，我怎能掏得出来乎哉。唾沫横飞既无效果，眼看就要比划几拳，死婆娘这时候姗姗露面，把我救出重围，咬牙曰：“你打架打到外国来啦，还差半个小时，慌张些啥？”我吼她不该走开的，她曰：“这倒稀奇，连去洗手间也要你批准？”我还要发疯，她泣曰：“老头，求求你，不要再土头土脑好不好？”
呜呼，这不是土头土脑的问题，而是言语不通问题，谁教世界上有那么多乱转弯的舌头乎哉。我老人家当时就定下宏愿，如果那么一天惠施（约前370—前318）战国时哲学家，名学代表人物。，当选上帝之职，法力无边，我就吹口仙气，教全体人类都说一种言语。
——不过，人类所以各说各话，好像就是现任上帝决定的，《旧约·创世纪》曰：“那时（开天辟地后不久），天下人的口音口语。都是一样的，耶和华说：‘看啦，他们是一个强大集团，用同一言语，团结起来，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变乱他们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如果这是真的，柏杨先生一旦继任宝座，包管他对阁下这项古老决定，全盘推翻。
——问题是，不要说统一人类千万种言语啦，就是想统一世间两种行车方式，都不容易。各国现行行车规则，共分两类，一类靠右一类靠左，柏杨先生打算先办一件事，就是建议由两边各派一个代表，抽签决定，再不然来一块决斗，也很轰轰烈烈，靠右朋友胜啦，大家车行都靠右，靠左朋友胜，大家车行都靠左。现在这种各凭高兴的两分法，既无道理，更乱视听。
华语里的不同方言，造成中华民族内部隔阂的程度，不亚于各国不同语言造成各国间的的隔阂。吾友丘吉尔先生曰：“血浓于水”。柏杨先生认为仅靠“血”恐怕“浓”不起来，应该是“言语浓于血”。即令是父母子女，老爹老娘说的匈牙利话三个世界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提出的理论。认为世，儿子女儿说阿比西尼亚话，“血”的功能也要大大减低。
人人皆知有关筷子的一项寓言，这寓言出自吐谷浑汗国一项真实史实：老可汗把儿子们唤到跟前，教他们折断一根筷子，再折断两根筷子，都易如反掌，但当他们折断一把筷子时，却眼如铜铃，盖一把筷子坚硬得好像一块铁桩也。方言足以使中华民族血谈于水，不但成不了铁桩，反而成为一根根游离的脆弱的筷子。
方言是一种言语的浪费，也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学会一种言语，而且能用该言语思考，最聪明的人也需要五年或六年的苦苦修炼，不幸遇到言语白痴柏杨先生者流，即令寒窗十载，也等于读到大象肚子里。去年时节，我随柏杨夫人回她母校所在地宜兰，一位本地朋友，酒醋耳热之际，厉声问曰：“我且考你，你会不会闽南话？”闽南话，在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称为福建话。我急忙顾左右而言它，他曰：“别打太极拳，说两句听听。”刚说一句，就露出马脚，他喝曰：“好老头，你来台湾三十年，怎么不会闽南话？准是瞧我们不起！”嗟夫，这真是天大冤枉，会不会本地方言，只跟方便不方便有关，眼瞧不起有啥关也，硬罩帽子，我就一百个不服加一千个不服。我老人家在甘肃、四川、湖南、辽宁都住过些时日的，如果到一个地方都要猛学一个地方的方言，那就啥事都不要干啦，仅学方言就得活活累死。我如果不会普通话，而坚持我的家乡话，把“袜子”念“窝”，把“梯子”念“丢”，把“棍子”念“格栏”，贵阁下耳朵恐怕能冒出烟来。
方言的负担能把中华人压得吐血。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华人除了要学自己所属的方言外，还要学其他各种方言，同时还得学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嗟夫，一个中华人孩子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5）又译，仅在言语上，就得“三更灯火五更鸡”，断送不少大好光阴。环境逼他们不得不成为“言语天才”，可是正因为人的精力有限，除了少数头脑特别灵光的朋友，大多数只能通而不精。尤其中华文难以书写，遂使中华语跟着没落。新加坡虽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但即令中华人之间，中华语也不能通行无阻。一天傍晚，柏杨先生及夫人，乘坐特别为观光客而设的三轮车，前往中国城一游，那位车夫老爷就只会福建活（闽南话），别的啥都不会，跟老妻有说有笑，我却呆若木狗，而我们固同是中华儿女也。
新加坡政府正推行华语运动——请注意一点，推行华语运动，可不是推行华语，而只是推行华语标准发音，弃绝方言。这项运动如果成功，当使中华人生命不再被糟蹋，从多如牛毛的方言中解脱出来，喘一口气，同时建立起来中华语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使它更有资格成为世界上重要言语之一。新加坡政府毫无顾忌地公开向方言挑战，使我们充满了感谢和敬意。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世界上每一个中华人，都能用中华语文，沟通心灵。
面对着英语和马来语强大的对手，标准华语——北京话，在受过教育的中华人中，还可以通行的缘故，在于他们的华人学堂，都用北京话授课。我们向当初作这项正确决定的先贤，致无限追思。只有香港呈现特殊风光，香港百分之百是中华人，柏杨先生到了香港，自以为可以通行无阻，料不到那里竟是清一色的方言天下，除了广东话，还是广东话。恰巧老妻出了车祸，躺在床上哼哼，没有担任翻译，害得我老人家寸步难行，连计程车都不敢坐。据说若干年前，还要精彩，盖全世界只有香港一地，中华人学堂仍用方言授课，可谓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大奇观。广东朋友比英国佬还要牛，认为不会广东话的家伙，简直是化外之民，以致连英国尖头鳗，都得认输，跟着“谋蛮台”起来。可是，无论怎么说，广东话只是一种方言，必须居于次要地位，中华人才能完整。在我当选上帝，法力无边之前，盼望有一天能看到香港华人学堂也用北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