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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于是他就成了“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军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挡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屎蛋”，而是叫他“慕圣”、“羡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皇帝和流氓，圣人和妓女，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谁都没啥特别。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应该全部扫地出门。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这是为了记忆。官衔少出口，这是为了温暖。张三就是张三先生，李四就是李四先生，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先生。不能因为王二麻子忽然当了部长，他就成了“王麻公”，或成了“王凶牙”——假使他原籍是匈牙利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大丈夫应该真正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果心急难熬但认为人们只能认识其现象而不认识其本质。这种看法的错，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联考 必须改变
八○年代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于不必忽冬忽冬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上对科举一定熟悉，多少考生，形单影只地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坦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脏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联考是二十世纪三○年代末期突破性的发明，对教育的普及和清寒学生的培植，已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然而，实行了四十年，到了八○年代，它的弊已超过它的利。好像一付仙丹，本来对青春痘有特效的，一剂下肚，玉面如洗；可是，大概青春痘产生了抵抗力，或其他一时弄不清的什么原因，最初十年二十年，还不太察觉，久而久之，副作用或后遗症，却大量爆发。青春痘固然治愈，鼻梁却跟着塌啦，鼻梁没有塌的，也一个个得了肠胃砍杀尔，老命不保。到了这种地步，仙丹便不再是仙丹，而成了毒药矣。
柏杨先生从拍巴掌赞成，进而认为必须重新检讨，不是柏杨先生变啦，而是联考制度变啦。联考已从有益，逐渐变得有害。在有益的时候时表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认为经，我们自应努力维护，一旦发现它有害，就不该因为过去拍过巴掌，一硬到底。如果继续把毒药当成仙丹，小民就无瞧类矣。
呜呼，世界上万邦林立，恐怕只有中国的学生老爷——从小学堂一年级到高中学堂三年级，也就是从五六岁的小娃，到十六七八九岁的小子，从早到晚，背着重达两三公斤的巨无霸书包。盖联考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不背。现在年龄稍大的朋友，还能记忆实施联考初期之前，学生老爷们放学回家，爬树捉鸟，下塘捕鱼的欢乐镜头，孩子们用不完的时间的精力，常气得大人们跳脚：“三天不打，上房掀瓦。”那个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矣。巨无霸书包里满装各式各样课本和各式各样模拟试题，孩子们回到家里，三口两口把饭塞进尊肚，就往板凳上一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他们的“志”只有一个——联考。家中只要有一个要参加联考的孩子，这个家就成了坟墓，其静如死，连走路的声音稍大都不行。灯光之下，瘦削的身子俯到案上，偶尔手动一下，头动一下，或咳嗽一下。鬼影憧憧，活像小小僵尸。有些爱儿女心切的爹娘，不愿儿女独自承担苦难，还在旁陪绑。于是，本来活蹦乱跳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小学堂没毕业，就成了近视眼；初中学堂没毕业，就成了驼背；高中学堂没毕业，就发苍苍而视茫茫，而牙齿摇动，而面目痴呆，而大便不通。当十九世纪鸦片为害最烈时，林则徐先生有言曰：“是使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连当时最颟顸愚昧的清政府，都大为震惊。而联考比鸦片更要严重，儿童和青年正当发育成长期间，联考像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滤过性病毒由制度和父母联手，强迫孩子吞下去，活生生地把他们折磨成残疾，至少也把他们折磨成未老先衰。则数十年后，亦无可用以御敌之兵矣。每个兵老爷都戴深度的近视眼镜，躬其腰而喘其气，还成啥战斗部队哉。尤其是，无兵可用，问题还小，久而久之，恐怕无民可用矣。
然而，身体的斲丧还不算致命伤，致命的是心理上、性格上的斲丧。在联考制度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家完全重蹈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覆辙。知识支离破碎，不但丧失了组织能力，也丧失了思考能力。联考像一个框框，学生老爷只好把自己血肉之体，用刀削得合乎那个框框。只要通过联考，其他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夫课本的内容每年都是一样的，可是联考的试题却不能一样，考试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出的题能难住考生，谁就是高手。科举时不得不把“四书”的句子，片片割裂，连“学而”都成了作文题目，其他的花样更层出不穷。而今联考竟然有“张岱何时游湖”的选择题，真不知道这种知识算哪门知识？对一个研究电机的小子，有啥必要？然而学生老爷却不得不辛辛苦苦，猛记这种鸡毛蒜皮。这些鸡毛蒜皮在学生老爷脑袋中长年累月地累积，结果仍是鸡毛蒜皮——一大堆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儿子，当他的老娘在客厅里被扫帚绊倒在地，爬不起来时，儿子老爷连头都不抬，任凭老娘哀叫。并非他不孝，而是父母曾有严令，联考第一，死人第二。幸亏老爹回来得早，才救回老婆一命。这种性格上的斲丧，对社会的影响，更远超过知识上的鸡毛蒜皮。
嗟夫，联考正无情地摧残知识和人性，清王朝徐灵胎先生曾有诗咏科举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原来只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坑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认为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现代则是模拟试题矣），书店买，新科利器（这类参考书，现代书店可多啦）。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小民跟国家（原文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正是联考制度下学生老爷的画像，嗟夫。
时到如今，联考即令不能完全取消，也应改变。报上说，今年（一九八○）的国文科，将减少选择性测验试题，提高作文分数。这是一个觉醒，不过这种点点滴滴的改变，无济于事。科举制度实质上是统制思想的工具，假定一位考生在作文中批评孔丘先生，即令有其深度，而又行文如流水，他能考取乎哉？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双破袜子，所作出的文仍是“烂八股，一堆泥”。学生老爷只要多读几篇模拟文，就足够啦。通顺固然通顺，而且八面周到，但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只是模拟试题一大抄。
我们建议的是——
一曰：学生老爷的志愿，铁定地限制在只能填两个，考不上就荡掉。几十个几百个志愿不叫志愿，只叫吃豆腐。应以系为一单元，仅在该系的学生中，挑分数高的录取。张三先生第一志愿是AB系，考了第一名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