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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告，是老奶在香港的朋友把剪报寄给老奶的，可能有遗漏，也可能还有其他海盗朋友，同样下手。广告内容，足以使被宰的爬格子动物身轻如燕，但一看定价，就知道大事不好，港币二十元，以八比一计算，才新台币一百六十元，而该大作原版书定价，当时却是新台币四百二十元。柏杨先生，甚至该老奶，如果去买，也宁愿买翻版书。该老奶天真未泯，曾写信要求赠送一部，作为纪念。那封信肉包子打老虎——对海盗朋友，我可不敢说肉包子打狗——在意料中的，没有下落。
所以廖乾元先生那种肯定的态度，不能使人心服。台湾翻印，总算有状可告，而香港翻印，却谁也无可奈何派对逻辑学、语言修饰学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到了后期，由，纵使找上门也无可奈何，老子就是翻印啦，仍是四○、五○年代的老话，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可是当你泣不成声地求他不要再瞧得起你啦，如果再蒙青睐，爬格子动物一身贱骨，无法消受，就要喝西北风啦。但海盗朋友无不择善固执，非瞧得起你不可，爬格子动物哭天无泪，只好受宠若惊。盖香港政府只保护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物，而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物，必须作者或出版社在香港有居留权才行。——是不是这般，远在天边，我们不知道。但不少出版商一而再、再而三地跑香港，全都灰头灰脸而归，看起来斗不过他们。
爬格纸动物和出版商，唯有盼望法律伸出援手。国内的保障，正在加强，听说内政部修改后的新著作权法，有两大突破，一是扩大著作物著作权的范围，一是提高对海盗朋友的处罚，这处罚从原来的二年以下，改为“七年以下一年以上”，而且不能易科罚金，说坐牢就硬是坐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也不行。这才能产生阻吓作用。
然而问题在于执行。我们法官老爷的头脑，有些仍停留在十八世纪，认为“无讼”才是第一要义。所以上得公堂，张金口、发玉音，总是先问曰：“你们和解过没有呀？你说啥，没有，先去和解再来。”好像除了法官之外，所有中国人都是傻瓜，不知道服膺“讼必凶”、“和为贵”大黑暗时代小民的信条。结果有钱的大爷占尽了便宜，他们有的是时间上法庭，有的是银子请律师。拖得越久，被拖在马车后的朋友越叫苦连天，只求早早结束这场官司，能不倒贴钱就兴高采烈矣。如果公堂之上，只是和稀泥的地方，而不是判断是非、分辨曲直、制裁非法的地方，再重的刑罚条文，都不能使海盗眨眼。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除了捉拿经济罪犯外，也管管文化罪犯。有些气喘如牛的人坚称美国是背信负义之邦，可是背信负义之邦却保护他们作家的著作权体，所以终归倒向唯心主义。在“物理学”中，他是机械唯，无远弗届。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作家却任人乱宰。如果一时不能，柏杨先生建议组织一个打架委员会。这妙法台北的出版商早就用过，一听说海盗朋友驾临台湾观光，立刻蜂拥而上，把他阁下“请”到某一个黑屋子里或明屋子里，先是一顿臭揍（千万别留伤痕，柏杨先生可免费传授你两套，干得他哇哇乱叫，却没有一个疤），然后，给钱。没钱的话，教他打电报回香港来赎。如果海盗朋友一辈子不来台湾，那么，我们就凑份子，派出武林高手。这些妙法虽然上不了台盘，而且有被捉去吃官司的危险，但至少可以出出闷气，杀杀海盗的威风。同时，考察过去的成绩，其效如神。
不管怎么吧，爬格纸动物即令不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也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之一。三十年来，除了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写作上发了大财外，其他朋友，如柏杨先生之类，写得大口吐血，能吃碗饱饭，就洋洋得意兼沾沾自喜矣。而海盗朋友竟下得狠心，再从破碗里不断用瓢往外猛舀，看情形事主不饿死他就不住手。我们就只有期待神仙显灵矣
登记主义
内政部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仍是采取登记主义。官老爷既如此勇猛，爬格纸动物只好落荒而逃。不过，且听柏杨先生向读者老爷说一个故事解闷。
从前，一对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娃儿，好不高兴，细心抚养，无微不至，含到嘴里怕化啦，捧到手上怕飞啦。然后送他上学堂，念厚书；然后赴洋地，喝洋水；然后高中头名状元，洞房花烛；然后就在洞房花烛之夜，一个海盗朋友，手提钢刀，咯嚓一声，人头落地。老爹老娘哭哭啼啼，去衙门报案，官老爷听说发生凶杀，一跳而起，号曰：“这还得了，如不把凶手捉住，天理何在，国法安存。”可是一翻户籍簿，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叹曰：“你们没有为娃儿报户口呀。”于是摇手曰：“那就没办法矣，法律不保护没户口之人，二位请回。”老爹老娘急曰：“这是怎么回事？”官老爷曰：“必须户籍簿上有他的名字，我们才能发兵缉凶。现在既没他的名字，我们无能为力，二位请回。”老爹老娘曰：“照你这样说，只因为没有报户口，天理也没啦，国法也没啦，宰啦等于白宰？”官老爷大喜曰：“你总算明白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宰啦等于白宰，二位请回。”既然三次请回，老爹老娘只好请回。海盗朋友就在门口蹲着，一面努力舐刀上的血，一面笑嘻嘻曰：“打听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小妹妹，户口报啦没有？”老爹老娘一听，双腿一软，当时就跪倒在地。
一定有读者老爷说这故事是柏杨先生瞎编的。呜呼，这可得各凭良心，我老人家绝对不是瞎编的，而是瞪着眼编的。不信的话，我就拿出证据。这证据就是著作权法的登记主义。一个爬格子动物，呕心沥血，左写右写。写了一部著作，盼望换一点银子，给儿子买一双球鞋，给老婆买一瓶雪花膏（女作家则盼望给老公买一件新夹克），却不料海盗朋友一跃而上，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翻版，爬格子动物受欺侮惯啦，除了生暗气，就是生暗气。经不住一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怂恿摄弄，英勇地到衙门报案，官老爷问曰：“阁下的书注册了没有？”这一问如雷轰顶，结巴曰：“没……没……没有。”官老爷大喝曰：“没有注册，怎敢惹是生非？法律不保护没有登记之书。”爬格子动物曰：“照老爷这么一说，翻印岂不是白翻印乎？”官老爷曰：“翻印当然是白翻印，你也不是白痴，还想不通。”爬格子动物只好想通。垂头丧气，走到半路，海盗朋友上前拍肩膀曰：“老哥，你最近还有些啥大作出笼，值得俺干一票的？”
咦，这就是著作权法登记主义所造成的除良安暴的伟大景观。法律反而保护——甚至鼓励不法之徒，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教人从心里凉起。
著作权法所以坚持登记主义，实际上是为了要“审查”著作物的内容，一方面抓权，一方面希望达到定于一的目标。文化人异口同声地要求采用创作主义。那就是，创作完成，就应受到法律保护，犹如娃儿一生下来，就应受到法律保护一样。衙门不能因娃儿没报户口，认为宰啦等于白宰，同样也不能因著作物没办登记，认为翻印啦等于白翻印。看起来创作主义和登记主义是冲突的，而且有点心怀叵测，故意跟官老爷的胸怀大志过不去，其实非也。这从官老爷所坚持的，非“审查”不可的理由上，可以看出。登记主义的精髓——审查制度，不但不能达到官老爷一厢情愿的目的，而且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却深而且远。
官老爷非审查不可，报上说，主要原因是，有些著作物违背国策，有些著作物太灰，有些著作物太黄。如果不经过审查，就发执照，可能发生被其他机关查禁的事，政府机关的步调不一致，最犯大忌。所以，内政部有义务代其他机关来检查著作物的内容。
这些理由声震屋瓦，谁都不能说啥，但问题也就发生在声震屋瓦上。首先要弄清楚的，著作权法只是著作权法，只在证明著作物是谁写的、版权是谁有的，跟出版法刑法无关。著作物犯了罪、违了法，自有出版社刑法去制裁，而且因为已办了著作权登记之故，套了个结实，他阁下纵想耍赖说不是他写的都不行。犹如妇产科医院只证明娃儿是张女士生的，至于她跟谁生的，或是人工受孕的，或是通奸生的，那是婚姻的事。生下来的娃儿有梅毒，或有了麻风，那是医生的事。妇产科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神仙一把抓，把娃儿搞了个透明之后，才开出生证。一旦娃儿伤风感冒，甚至是异于常人的连体婴，就硬咬定他没有出生——宰啦等于白宰。著作物如果有违反国策之处，有太灰之处，有太黄之处，自有专管这种事的官老爷去管，著作权法没权力，也没有必要说他不是张先生写的——如果不是张先生写的，是谁写的？为啥拒绝证明是他写的？
而且，啥叫违反国策？啥叫太灰？啥叫大黄？定义如何下法？标准如何厘订？界说又如何确定？《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通篇是打斗闹架，开黑店，下蒙汗，杀人劫舍，聚众叛变，是不是违反国策？《儒林外史》是反抗传统的考试制度，唾弃官场、唾弃乡绅（包括青年才俊和老年才俊），是不是太灰？《红楼梦》这部世界上最伟大的著作，老早就被道貌岸然的酱萝卜攻击为诲淫诲盗，贾宝玉先生见一个爱一个，贾琏先生跟鲍二家的和多姑娘的那一段“大动”描写，贾珍扒灰盛举，是不是太黄？这些书申请登记，逃不了“煽动人心，有害善良的风俗”的评语，而被扫地出门。
——审查制度一定产生文化上的反淘汰，此其一也。
好吧，权力就是知识，官老爷既然有权，也就可能忽然有了本领，弄清楚了定义标准和界法。然而，自然科学和医学上的著作物，既拉不到国策，也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