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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尼采、胡塞尔为这一学说，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地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人良心的机会。不地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贾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知识分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剐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地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丑闻会自动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佳话会自动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贬得一文不值。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得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于，专拣软的捏。没权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分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上。你只要胆敢批评某一幅画或某一部书，对方只要一句话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气和状，然后悠悠叹曰：“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罢啦。”一切公论，全付落花流水，甚至还可能惹得一身膻腥。
问题是，偏偏也有不相轻的。夫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炉火中烧的作家——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轻视别人。然而在“无行”和“相轻”两块巨大的夹板之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遂倒了八辈子霉，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个石子，否则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前击后攻，无不大败。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分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自然辩证法关于自然界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得哇哇叫
恶补大国
任何一件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它一定诞生，一定成长茁壮，搬块大石头压也压不住。没有了这些社会条件，你就是敲锣喝道，它还是不出来。君不见到处都有美容院乎，鼓其如簧之舌，保证满脸皱纹的阿巴桑，只要花上几两银子，被它那么一搞，立刻就千娇百媚。柏杨夫人前些时忽然冒出返老还童决心，不断向我伸手。而我是视钱如命的，岂肯乱用到那些骗子婆娘之手。柏杨夫人嚎曰：“老头，你不愿你老婆如花似玉呀？”凭天地良心，天下哪有丈夫不愿自己妻子如花似玉的哉？不过据我的考察，就是把五十吨的密死佛陀堆到柏杨夫人头上，恐怕她阁下也如花似玉不起来。但是她老人家仍是往美容院猛跑，我虽然引经据典，并且弄了些洋书和洋大人的名言隽语，以张声势，结果他老人家猛如故。一年下来，尊颜未改，而我的稿费单却常常失踪，良堪痛心。
于是柏杨先生发现，世界上似乎只有美容院，却没有丑容院，不禁恍然大悟，假使有位学问庞大的朋友，在台北开一家丑容院，宣称用不了十分钟，就能把一个如花似玉变成一个阿巴桑，恐怕能把他这个老板饿得死去活来。这道理连三岁娃都知道，人有爱美的天性，不但女人有爱美的天性，男人爱美的天性更为勇敢，所以女人为了漂亮而花再多的钱，臭男人都付得起。这种形势，连飞机大炮都挡不住。如果开了丑容院，同样的，用飞机大炮，也不能把太太小姐轰进去。
恶补——恶性补习——也是如此。记得三四年前，或五六年前，某报社论突然宣布我们是“文化大国”。可惜自从猛叫了那一声之后，除了柏杨先生印象深刻，忍不住偶尔响应两句之外，已没人再提，大概是不好意思之故。我想，文化大国似乎太谦，事实上我们是“恶补大国”，台湾补习班之多，实习班之大——高楼巨厦，冷气电梯——以及教习待遇之高，使有些官办的学堂，黯然失色。补习班老板一个比一个阔，有的脑满肠肥，有的身揣绿卡，有的还在加利福尼亚海滩，别墅焉、地产焉，好不风光。一些“恶补大王”型的教习，更是身价非凡。柏老就有一位朋友，身在台北，每星期去台南一天，由台南补习班敬送往返飞机票，早上呼呼飞往，晚上呼呼飞返，机场有人恭接，休息有高级旅馆，虽拉阿伯王子下东洋，也不过如此，好不羡煞人也。
但各位读者老爷千万不要认为这也不错呀，补习班真是尊师重道。事实上补习班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机构，在这个现代化商业机构之中，财神高高在上，既没有“师”强调人要以行去体验道的存在。主张以“用”见人之才能。反，也没有“道”，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去“尊”，更无法去“重”。补习班里只有“推销员”和“主顾”，推销员是教习，主顾是学生。也可以说，补习班就是马戏团，教习就是小丑，学生就是观众。你能招待观众，你就是大牌红星第一等角色，不要说坐飞机，就是坐火箭，老板也千肯万肯。可是一旦你黔驴技穷，不能叫座，或年老色衰，门前冷落，彼时也，别说坐飞机，你就是甘愿坐钉子，老板也没钱买。
半年之前，一个回国不久，在某大学堂教数学的打狗脱，前来拜访，他深知柏老神通广大，拜托介绍教补习班。他是一个老实人，愁眉苦脸曰：“老头，你看我，靠大学堂的薪水，捉襟见肘。”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帮了他一个忙，结果不到两个星期，面无人色地被赶出大门。呜呼，补习班的教习，跟一般学堂的教习不同，学问大不值一个屁，主要的必须能招蜂引蝶。学生跟教习之间，既没有师生名分，更没有师生感情。普通情形之下，银货两讫，交易而退，谁也不欠谁的。盖学生老爷没考上联考，掏出银子，来收买两套本领，准备明年再士，如果教习不能给他两套结结实实的考试功夫，学生们总不能让银子泡汤，当然拍拍屁股就走，去别的店铺打员有没有更好的货色。嗟夫，学生就是饭碗，饭碗生脚，教习能不生脚乎哉。
补习班老板，把教习当作摇钱树——对不起，越比喻越不像话，这当然不是说你阁下，请别多心。而只是，谁能为他摇钱，谁就是活宝，恶补老板抢着重钱礼聘，活宝一咳嗽，老板就掏阿斯匹林。如果摇不出钱来，就是爱因斯坦先生也不行。两节课下来，一看你讲的不见得抓住联考题目，学生立刻散了一半（没全部散掉已够面子啦），老板的脸色就像刚挨了破鞋底，如果再不知趣，第三堂仍敢走进教室，那恐怕真是世界上第一流胆大包天的冒险家。
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功之学”，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提倡“王霸并用，义利双行”。，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冷若冰霜。柏老曾参观过台北最大的补习班之一，看到下课时的奇景，不禁吓了一跳。诸教习像沙丁鱼一样地挤在休息室，乌黑一片，却鸦雀无声，大家面目痴呆，筋疲力尽，互相间不交一语，不但谁也不知道谁姓啥，简直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