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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
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距前集杂文之出版,已四阅月矣。四阅月中,世界上花样百出,最大的变化莫过於天气,当我为前集写序时,天正严寒,一袭老棉袍在身,冻得发抖,巴不得去偷点银子,装上洋式暖气。现在为本集写序,天已盛暑了矣,双手挥扇,都木法度,既驱不走热,也驱不走蚊。天气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对镜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现,只不过白发苍苍,真是老啦。可是,老啦虽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盖正人君子闻善言则拜,柏杨先生闻善言则□。正人君子闻过则喜,柏杨先生闻过则怒。正人君子有学有术,柏杨先生则不学有术。君如不信,不妨说两句善言教我听听,或指出我一点过失试试,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镜头。柏杨先生与别人不同的是,我宁可被舒服的话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万人称赞,你有啥办法哉?为志此盛,特将在台北自立晚报上的专栏,剪贴出书。
是为序。甲辰年五月於台北市柏府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作者:柏杨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麽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麽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麽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麽说,要怎麽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璧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岳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麽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麽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麽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麽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生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麽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
医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於你当初妁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麽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麽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麽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侯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杨
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