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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晋叫来值班经理，指着那个洒了咖啡的女招待说；“记下她。”值班经理走后，我们继续谈话。高晋问我警察到我家去都问了我些什么。“主要就是问我最后一次见高洋是什么时候在有谁。我说最后一次见高洋就是那次咱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吃饭，当时你不是也场？咱们几个和那俩‘罪名’。别的我没说什么，实际上我也记不清那儿的事了，过了这么多年。我记得咱们当年也没干什么，就是挺单纯地去玩，要说那段时间潜藏有引发高洋死亡契机的话，我一点想不起来。”
“我也是这么跟警察说的。”高晋用手指敲击着桌面说，“虽然高洋是我哥哥，一些你知道包兄弟一向是谁也不管谁的，他跟你的关系往往倒比跟我密切。他有什么话可能跟你们说却不一定跟我说，譬如女人。”
我笑起来，高晋抬眼看我喝了口咖啡：“我寻思着警察大概把我当成凶手了。”高晋看着我，没有任何表示。
“警察从我家里拿走一把云南出的刀，刀上有卷刃和血迹。当时他们什么也没说，高洋死了也没说，刚才听你说我明白她们一定以为这把刀就是砍了高洋脑袋的刀。”
“到底是不是呢？”我笑。“这刀是高洋本人给我的，第一次从云南回来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个人怎么能把砍了自己脑袋的刀赠人，这又不是《西游记》。”
高晋长时间地看着我，垂下目光欠身拿杯喝了口矿泉水，又仰回椅背看着我。“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高洋先前就去过云南还带回一些东西赠人，我只知道他这人对自然景观没什么兴趣，一向就喜欢在有美酒佳肴漂亮女人享受设施齐全的东南沿海城市混。警察说他死在云南的荒山里时我还纳闷很长时间，在我想象中他就是要死也应该死在其个大饭店的高级套房里死在某个女人的软床上才合理。”
“所以说你们名为兄弟，实则早为路人。”
“嘀——嘀——。”高晋腰间悬挂的“ｐｐ机”响了起来，他低头按了一下，液晶显示板上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对不起，有人找勾生我得去打个电话。”高晋这点起来，向服务台的电话走去。我看着他打了个电话，和什么人说了半天，随即又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走回来，半路上遇到一个送饮料回来的女招待，他还把人家叫住，指给她看远处喷泉池旁一对刚入床外国男女让她快去侍应。
“你还得那用咱们以南边回来后干了些什么吗？”我对高晋说，“警察说我在药店上班后有七天不知去向——他们想是怀疑我那七天跑到云南砍了高洋又悄悄溜了回来。”我笑。“我也不记得我那七天去了哪儿，那时咱们还有来往，有什么事都通气儿，你有印象没有？”
“去广州贩衣服？我记得你好象去过广州。”
“这事我我也记得，可警察说那是第二年的事，在这之前咱们刚回北京不久我还去过一回，当然他们记得清，咱们得以他们的说法为准。”“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你在前门那个药店站柜台卖‘肤轻松’，什么时候去找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和收款台的一个女孩儿逗贫——后来搞上手没有？你还一把一把地从药店往外偷避孕套逮谁塞谁，口你所有哥已儿你‘全管了’——你没怎么变？还是当年那副无赖样子。我刚才在二楼第一眼瞧见你就想，这无赖，怎么还是这种样子？你就象这些年被冻在哪儿前两天才化开又上了街。”
高晋脸上出现了重逢后的第一丝笑容，他眼睛也亮起来，闪着快活、友好的光芒，他又象当年那个和我亲密的无间的高晋了。我含笑说：“我真是那种样子吗？我怎么记得当年我是个好孩子。”
“噢，你始终无赖得够呛，你大概生下来就是副厚脸皮。你花言巧语诱奸了多少姑娘，有时我真想检举你让你吃枪子。”“你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我笑着对高晋说，“高总，听着真肉麻，看你人模狗样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心跳都快了。”
“我变了么？”高晋整了整西服下摆坐下说，“我倒觉得我没变。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比这杯透明、无色的清水靠近红的东西就呈现红色靠近黑色就发暗。”
‘ＰＰ机’又响了，高晋嘟嘟嚷嚷地站起来，“没办法，总有人找你，事情太多，在其位就得谋其政。”
“你不错，混到这份儿上。”高晋打完电话回来我对他说，“我倒想让人找可没人找，除了警察。”
“没劲时高晋又给我叫了杯咖啡，加咖啡加糖替我用小匙搅拌着说，“我够了，从根儿上说我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我准备再干一年不干了，我宁肯当个无拘无束的人。”“别别，你还是干，你还能升，你升上去我也可以去跟人牛×：谁谁晓哇——咱哥们儿时好位置咱们也先紧着咱们的缔子——谁干不是干？”‘ＰＰ机’又响了。“我走了，你太忙，以后再聊。”
“我送送你。”“不不，千万别送，我自己走挺好。”
“还是要送，你别急，等会儿，马上就完。”
高晋快步走到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女招待把收费单送来，高晋回来广西服内兜掏出一支按键圆珠笔签了个字让她拿走，起身和我并肩往外走。
我们路过一排排豪华商店和餐厅。一路上碰到饭饭店工作人员都恭敬地叫着“高总”和高晋打招呼，高晋也恢复了庄重、冷漠的表情。“你还是应该找个工作，有份定收入。你这么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二十几岁浪荡浪荡没关系，三十几岁也勉强，四十、五十——那不成了老荒唐老叫花子。”
“我到你这儿当个服务员吧，低三下四我行。”
“我不要你，你岁数太大了。如果你真想工作……算好，我不你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问你媳妇好。”到了门口，我和高晋握手特别。“哪天我去看你们。”“认了地儿了以后就常来玩吧。”高晋说，“见着别人叫他们也来玩。”“好的。”我出了门下了台阶站在空场上向门里招手。“等等。”高晋出了门追上来。“关于高洋的事你还是认真点，别到时候公安局真把你当了凶手。”
“没事。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你当我的证人。“你要能自圆其说你就那么说。”高晋笑着向我招手。
和高晋分手后我没再叫出租车，我决定给自己省些钱，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事了。我顶风走了很远才找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对这一带不熟，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大片菜田。新盖的楼房上去都差不多，楼群间的马路也一模一样没有路标很容易转向，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站牌标的路线我也陌，站名不是“店”就是“坟”，一看就是往更远的郊外去。我想我还是打听打听别贸然上车。一个等车的妇女告诉我，这路车乘两站下来可以换另一路开往城里的，“想进城只能这么坐，附近没有别的车。”于是我便按她的指点辗转乘车。郊区车车少人多，车速也不高，等我进了城正赶上下班高峰，每辆公共汽车都挤满穿厚大衣的人，没劲儿根本别想挤上去。我站在昏暗、人群熙攘的街上困极了，只想找个地方睡一会儿，等下班高岿过了再继续走。我知道现在去张莉家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安，她丈夫马上就要回来。我涩着眼睛对她说：“让他一会儿占了我吧。”径自走进没开灯的卧室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睡的很死，连张莉进来给我盖上毯子也不知道。我暖烘烘醒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静悄悄的，我以为已是半夜，看看墙上夜明灯在黑暗中“哒哒”走动的电子石英钟才知道睡了不到一时。我起床来到外屋，张莉正和一个魁梧的男子对桌吃晚饭。看到我，那男子停止咀嚼和我打招呼，问我怎么睡了这么会工起来了，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不啦。”我说我不吃这就走。“你行吗？”张莉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困的——绝不是病。张莉丈夫坚持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你这么盛情我下回就不敢来了。”张莉丈夫见我非要就叫张莉送送我，关切地对我说：“不行别硬撑着。”我说：“没事，叫出了门。张莉送我到楼门口。在黑暗的楼梯上对我说：“今天太不凑巧，要不明天你再来我下午补休。”我说再说吧“我得闲给你打电话。”街上人已稀少但地铁列车仍趟趟挤满人。我在一帮民工满车箱堆着的铺盖倦间找了个落脚的地方，一边打瞌睡一边想着刚才做的一个梦：我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坐着进餐，大家在笑在喝酒，还是那些人不过我的位置换了。我坐在乔乔的另一边而汪若海坐到了乔乔那一边，这样我对面就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高洋旁边也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的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只有颈以下的带条纹的高级衬衣历历在目，随着吞咽和大笑起伏着。在梦中我曾试图看清他的脸，但无论我怎样贴近去看，也只看到明亮的一团略呈人脸的轮廓——五官模糊。梦境是支离破碎、时空混乱的，像一部可以随时快进快退的录像磁带。我们从餐桌上起来，退回到餐馆门口眉飞色舞地大声争论要不要进这个阴森的餐馆；我们又退回到纵横交的小巷子成群结伙地瞎逛，吃酒有巧克力碎末的因融化而软绵绵的蛋卷冰激凌。我发现这个阳光遮脸穿条纹衬衣的人从一开就在我们一伙中，跟我们瞎逛，跟我们站在餐馆门口的水泥电线杆旁，一声不响却相当清晰、不容置凝地在每一个情景中在人中牢牢占据一个量眼的位置。我们在满地绿苔的天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