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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他倾听着农民说话，能立刻理解他们的心情。
所以，白描的功夫，是从对生活，对人民的关心的基础上，再加上对艺术的严谨，才能养成的。
四新鲜
我们都在追求新鲜的事物。
事物本身新鲜，还得作者有能力把它写得新鲜才行。怎样才能写得新鲜？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
要写得新鲜，就必须是现实主义。就必须写亲身经历的东西，就要不断地深入群众生活，增广自己的见闻。
新鲜是很必要的。鲁迅在谈到《聊斋志异》的时候说：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人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同上书）
要新鲜，就得在描写上做些认真的功夫。要不断丰富文学的修养，提高描写叙述的能力，形成真正是自己努力得来的风格。
如果不作这些基本功夫，那结果不外是：或者只采得一些新鲜枝叶，装饰作品，不能持久；或者搜求颇富，但非亲身经历，笔力不能发挥，屯积日久，又成“旧物”；也有的编纂成书，厚装巨帙，如殿堂然，然细加分析，不过是借取别家烧成的砖瓦，别人栽培的树木，多半已经发表过，实际上也已经不能算新鲜了。
所以要求作品新鲜，原则上是要避免模仿重复，基本上是要自己探求。
对待新鲜事物，也不能采取片面的轻率的态度。曾有一篇稿件，为了表现儿童的爱护公共财物的新气象，就给他配备上了一个在大风天冲着柴禾垛投掷还在燃烧的烟头的干部。这样写法，在儿童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新气象，但在干部这一方面说，则未免气象太旧了。又有一个同志为了写火车上新添了医疗设备，就硬叫一家夫妇扯着一个发了一夜高烧的孩子去做不必要的旅行，好有机会在火车上打针，以表现新气象。这都是不合实际的写法。这是作者为了表现一个概念，随便安排上的不近人情的故事。而结果，使细心的读者同时获得两种印象，新旧抵消，两不存在。
鲁迅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了中国文艺的新天地，他的作品能够永久存在，使读者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感到新鲜，受到教育，是因为他的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五讽刺
在鲁迅的小说里是有讽刺的。讽刺是一种才能，它也产生自对于生活的熟悉和对于生活的热情。我们知道，对于生疏的人物或事物，并不能进行讽刺，冷淡也不能产生讽刺。
因此，鲁迅的讽刺的效果是伟大的。他的讽刺包含着思想的修养和文学的修养。
中国很少真正的讽刺小说。鲁迅最喜爱的是《儒林外史》。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敗北祝嫠颍仍谑苛郑黄湮挠制荻苄常穸喾恚挥谑撬挡恐心耸加凶愠品泶讨椤！保ā吨泄∷凳仿浴罚�
鲁迅介绍吴敬梓的讽刺特点是：所描写者，“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刻划伪妄，掊击习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上书）
鲁迅介绍完这部小说，惋惜地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但在鲁迅的小说里，这样的讽刺的手法是被发扬了，而讽刺的效果，就是作品的意义，也并非《儒林外史》所能够比拟的了。
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我们再研究他的小说，和听取他对小说创作的深刻的见解吧！
1952年10月1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论情节
小说的情节，就好像人体的脉搏，它表现着作家和作品的健康和气质，从总的方面来看，整个的情节就是作品整个的生命，它无疑是很重要的。
简单地说，情节要求什么？它的生命的基础在哪里？情节要求的是真实，它的生命的基础是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历。
按照字面来讲，作品的情节，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或是合乎人情的。这种情理或人情又是应该合乎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的。革命的年代里，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多伟大的动人的情节，作家应该把时代的激动的脉搏，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成功也就是主题的和现实主义的成功。
这种情节虽然具备非常的力量，在完成这些情节的人物的身上，虽然表现着非常的意志，但它仍然是合乎情理的，能为广大的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所理解和得到教育的。
只有作家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中间，体验了这种伟大的时代的情节，他才能够在作品中间组织和集中这些情节。但是，也有徒然的“追求”伟大的情节的作者。
这种“追求”事实上就是一种捏造。它不会感染任何人，而常常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甚至造成一种相反的效果。
这种“追求”来的情节，只会形成作品的一段空白，使人感到：唯独在这个地方，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生活的不足。
前些日子，我们修改和发表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因为描写了国营农场土地上康拜因和拖拉机的工作，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兴奋的感觉。土地是广大的，机器是喧闹的，工作人员是热情的，收成是丰盛的。虽是炎夏，人们并不感觉困倦，太阳的照射，只是给摇曳的小麦增加了可爱的光影。
读着这篇作品，整个的心情是愉快的，和作品中的主角一起，是投进这些振奋的场面里了。
但是，忽然康拜因和拖拉机的喧闹停止了，读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跟着主角跑到那里一看，原来顺利工作的康拜因手可怕地躺在机座上，发起疟疾来。
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必要突然叫他的疟疾发作？原来作者的意图是：只有这样，才有一个机会，叫新到农场的一个小伙子，在突击收麦的时候大显一次身手。
不叫一个康拜因手陷入这样一个不幸的场面，就没有别的办法使另一个康拜因手表现能干和积极吗？
旧的康拜因手好容易才坐着救护汽车走了，郁闷的空气应该叫清新的风吹散了。新康拜因手坐到机座上。然而，不久他的机器又发生了故障，只好钻到车底下去修理。这一场变故的发生，又只是为了使另一个女修理员表现一下才力。
作者在增加这些突如其来的“动人”场面的时候，忘记了一个简单的算式：一个积极，一个病倒；一次加速，一次抛锚——加减乘除，抵消了表现的效果。
这样的表现方式，近来在我们的习作中间，是常常遇到的，作者为了表现一个先进人物，喜欢把他放到一种特殊的境遇里。前些日子，我们发表了一篇小说《诞生》，作者使女主人翁在临产之前去编筐，结果把小孩产在柳子地里面。最普通的是叫主人公带病工作或是在新婚之夜去加班。
并不是说，这些事迹不可能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也会发生。但要看发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在什么环境里才有必要，才能构成真实的合理的情节。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里，有些严重的惊心动魄的情节，那些情节的发生，甚至使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不了，然而读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小说所写的是非常艰难的游击环境。如果把一些情节放在描写和平环境的作品里，那就不合情理了。
英雄的行为不是奇人畸行，不生病或是不在产期，也可以完成英雄的行为和性格。我们总是把握不准英雄的性格，因此在表现他的思想行为的时候，就发生了凭空编造的现象。
我们的英雄很多是从工农群众中产生，他们都是平常人，和他们接近，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但作品中间的英雄人物就有很多被表现成这样：他们笑的时候是高声大笑；他们谈话的时候是教训旁人；他们走动的时候是冲来冲去；他们热心的是“行政”，不懂得的是业务。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华而不实的人物，常常是作者的一部分气质的反映。
但是，我们作品中的情节的薄弱，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生活不足。作者或者只有断片的生活，妄想构成一个长篇，在很多情节里就只能勉强求得衔接，求得发展。作品的情节就不可能是饱满的，作品的力量就不可能是充沛的。
情节的结构自然也是一种艺术手段，它表现着作者的艺术感觉和剪接的能力。这种感觉和这种能力，在中国古典的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得到最有教益的启示。《三国演义》所结构的复杂的政局和战争，《水浒传》所组织的一些英雄的传记，头绪线索都是很多的，然而每一个场面每一个人物，都是富于生命和光彩的。《红楼梦》只写宁荣二府，然而在小说中间涉及了多少方面的社会生活和人情动态？同时，这些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像我们有些作品那样，是沿着一个河岸完成的旅行，或是响着一种单调的声音的演奏。它们的起伏波澜都是作家艺术才力的升华。每一个小插曲，每一个看来是闲文的段落，都负着多大的艺术使命啊！
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读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终卷以后，读者被艺术的思想感情俘虏支配，这就是作品最后的成功。
这种艺术力量的形成，自然是渐渐的，逐步汇集增强的。
它的力量，绝不是忽而紧张，忽而消散。它有一定的控制，然而这种控制，就像射手控制弓弦一样。这种力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