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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就严肃认真一方面说，但还有实事求是一方面。无论谁写的文章，都不会认为一定就是传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于当时当地有利，更何望于千百年后有用？所以古往今来，应时之作，总是有的，而且数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录，不只抹杀了文章的当时功能，后世读者，又从何处考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的文坛风貌？目前有些作者，为保持一贯正确之虚荣，清理前此所作之诨词，弄了半辈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书，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梁启超后面表示的态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圣贤，哪能一贯正确？写文章，也常有一时一地的情况，为公为私的目的，个人的私心杂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诚，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影响文章的传世。相反，文章最怕虚伪掩饰，这种用心，才真正是文章传世的大敌大患。梁启超的文章，对于当时当地，是充满热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于辩论，吸收外来的东西，迅速而虚怀，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虽都是过时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读之，还是会有所体会，并有所收益的。
四
全书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后迄民国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分量最大，文章最多，盖旅居国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著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单行专著，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种。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广泛，要之都是当时国家所需，国民所需，他认为亟需做的学问。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经济、法制思想介绍；中国历史重要人物的传记；西洋思想家、政治家、爱国志士的传记；中国佛教的研究；各国政体国情的介绍；弱小民族亡国的惨史等等。
他主张开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他先后向国人介绍了斯宾那莎、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学术和思想。
当时有些守旧派，害怕外国文化思潮，会冲垮了中国的固有文化。梁启超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如果我们固有的东西，基础深厚，介绍进来的西洋文化，只会增加它的活气，激扬它的发展，绝不会动摇它。他热情地赞扬了严复的翻译工作，认为他国学基础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并劝告所有的留学生向他学习。
五
他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报纸上，都带有“政论”性质。他的犀利的文笔和善于辩难的文风，长期影响了以后中国报纸的社论和政论。但后人写的政论，说理明辩者有之，能像他那样富于感情的，就很少见了。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与当时一些悲观论者，吓倒在列强的坚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光荣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中国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为“少年中国学会”作序，用形象的笔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对比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使人读起来拍案叫绝。他参加讨论了人生观、生死观，他都是抱乐观、积极、科学的态度。他是一位伟大的热烈的启蒙者，主张教育是政治维新之本，他也屡次指出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民弱点，想尽一切办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感情丰富，不论长短文字，不管什么体裁，他一下笔就满带感情。他写作起来废寝忘食，能一连工作三十六小时。他在叙述弱小民族亡国惨状时，如同切肤身受，一往情深。使异域之人，百年之后读之，还声泪俱下。这种有感情的文章，是不会过时的。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文学家，只能说是一个文章家、政论家或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只会吟风弄月的诗人，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讽之为“鹦鹉学士”，自身弃之不为。他提倡颜李学派，主张学以致用，重视行动和任事精神。
六
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宪，民权革命。当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头脑中沸腾之时，他能乘其兴会，翱翔天际，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断前进的，辛亥革命，他已经有些落漠，当社会主义兴起，冲激中国思想界的时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过去的活力。对于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辩论，他显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理屈词穷，悄然息影。
时势推移，年月无情。展读其书而念其人，于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写讫
买《崔东璧遗书》记
一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著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后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卫道之士。他认为战国以后，有很多伪书，如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等。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于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于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于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著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后，就屡试不售。后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著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之前，就抱定志向，著书立说。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著书。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后来又失意，才去著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后，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著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著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于著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于著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著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著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后，才能发生的事。著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后，就可生利。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后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著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著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于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么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崔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