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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一 乡里旧闻 父亲的记忆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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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乡里旧闻 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198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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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乡里旧闻 《猴戏——童年纪事》跋
却有深刻的记忆，在我的心中。在农村，观猴戏，当时不过六、七岁。今我年近七十，种种景象，仍宛然如在目前。
特别是猴子的那种惊恐眼神，卖艺人手中皮鞭的抖动，思之令人身冷。吴承恩创造了一个美猴王，以后有许多演员，以人去演猴，皆能成为艺术。然以猴演人，铁链、皮鞭训练出来的表演，并非艺术，乃生财糊口之道耳。猴子并未进入角色，所思当在山林同伙之间，腾攀掷跳耶？
（1980年12月29日）当晚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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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乡里旧闻 《蝗虫篇——童年纪事》附记
一九三九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然此诗非由此回忆引起。年老多病，夜间梦多。梦中时现童年乡土景象。既写乡里旧闻若干则，今并及昆虫细物，以见童年印象之深，旅人思乡之切耳。
1981年1月28日记于幻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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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风云小记 识字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梆梆，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