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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蝙蝠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不久它又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上面这两则寓言，主题都是写蝙蝠的骑墙性格，跟《蝙蝠赋》比起来，那位西方被压迫的奴隶－－伊索，的确比我们东方这位被迫害的文豪－－曹植，观察得高竿，观察得深刻。伊索把蝙蝠拟人化，使我们古往今来，能借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另一种变相能飞的哺乳类－－人类，而对此道人物，有所卑视与警觉。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劳根．史密斯（logan
pearsall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了。”thosewhosetouttoservegodandmammonsoondiscoverthatthereisno
god。”这就是说，想左右逢源的，你必然在两者悬殊中跌落，尽管你向高的一边高攀，可是没用，由于你的滑头，你的上帝，最后还是不见了！
这几天报上有一种怪说，说在政治情况两极化的情况下，自应由“中间势力”出马，“做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所谓‘中间势力’与一般所谓的‘情流’近似。”而目前可持“清议”的“清流人物”，有无党籍的政坛元老，有有党籍的党国耆旧，他们还举出名单来。对这种“中间势力清流论”，我觉得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完全没弄清“清流”的“清议”是什么。
是什么？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者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如果这是“清流”，鸟兽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又是什么？
匈牙利政治家葛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象，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萎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icannotpretendtofeelimpartialaboutcolors。）。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
昨天报载，蝙蝠洞的蝙蝠飞走了，要到明年四月才回来。我不希望纯种的蝙蝠刚飞走，又冒出一些变种的来“物之生克”，我警告。
附记：纪元九零五年，朱温“聚裴桓等名士数十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初，李振、、、、言于温曰：‘此辈尝自谓诸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温笑从之。”（《资治通监》卷二六五）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浊水溪！
筋斗云有感：
在四川，蝙蝠据说是老鼠吃盐变的，四川人又称蝙蝠为“盐老鼠”，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吃盐可以长翅膀。
文中黄鼠狼自称狐仙，不知是否有古文根据，我的记忆里，狐仙称为“狐大仙”，黄鼠狼称为“黄大仙”，二者是有一定区别的。
另外，文中讲西方没有“物之生克哲学”，我觉得未必。我记得曾看过一部讲另类疗法的录像带，西方从很早以来就有类似的观念，记得举例就是柳树生河边，不怕水，西方有人拿柳树根治风湿，（而且是名人，现在不记得是谁了），所以或者不是西方的主流哲学，但也是某一派的哲学了。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大人格与小人格
作者：李敖
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