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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孙犁的房间像他的人，沉静、高洁，没有一点尘污。除去一排书柜和桌椅之外，很少饰物，这又像他的文章，水晶般的透亮、明快、自然，从无雕饰和凿痕。即使代人写序，也直抒心意，毫不客套。他只在书架上摆了一个圆形的小瓷缸，里边用清水泡了几十颗南京雨花台的石子。石子上的花纹甚是奇异，有的如炫目的烟火，有的如迷人的晚霞，有的如缩小了的画家的调色板。这些石子沉在水里，颜色愈加艳美，颗颗都很动人。使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于纯净透明、清澈见底的感情中，是一个个奇丽、别致、生意盈盈的文字。
孙犁让方纪坐在一张稳当的大藤椅上，给方纪倒水、拿糖，并把烟卷插在方纪的嘴角上，划火点着，两人好似昨天刚刚见过，随随便便东一句西一句扯起来，偶然间沉默片刻也不觉尴尬。有人说孙犁性情孤僻，不苟言笑，那恐怕是孙犁的崇敬者见到孙犁时过于拘谨而感受到的，这种自我感觉往往是一种错觉。其实孙犁颇健谈，语夹诙谐，亦多见地。今天的话大多都是孙犁说的。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说话困难？而他今天话里，很少往日爱谈的文学和书，多是一般生活琐事、麻烦、趣闻。他埋怨每天来访者不绝，难于应酬，由于他无处躲避，任何来访者一推门就能把他找到。他说这叫〃瓮中捉鳖〃。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现在休息〃四个字。他说：〃我原想用这小牌挡挡来客，但它只在门外挂了一上午，没有挡住来客，却把一个亲戚挡回去了。这亲戚住得很远，难得来一次，谁知他正巧赶上这牌子，这一下，他再也不来了！说着他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逗得我们也都笑起来。
随后，他又同方纪扯起天津解放时刚入城的情景。那时街上很乱。他俩都是三十多岁，满不在乎，骑着车在大街上跑。一个敌人的散兵朝他们背后放了一枪，险些遭暗算。他俩身上也带着枪，忙掏出来回敬两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文人，哪里会放枪？这事你还记得吗？老方？〃孙犁问。
〃记得，记得，好——险——呀！〃方纪一字一句地说。两人便一阵开心地哈哈大笑。
真险呢！但这早已是过去的事了。谈起往事是开心的，还是为了开心才谈起那些往事？此刻他俩好像又回到那活泼快乐、无忧无虑、生龙活虎的青年时代。
那时，他俩曾在冀中平原红高粱夹峙的村道上骑车竞驰，在乡间驻地的豆棚瓜架下，一个操琴，一个唱戏；在一条炕上高谈阔论后抵足而眠；一起办报，并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写出一篇又一篇打动读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体力，你们为什么都从这两个可爱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谁能把你们找回来，还给他们，使他们接着写出《铁木后传》《风云续记》，写出一个个新的、活生生的、连续下来的《不连续的故事》，他们还要一个重返白洋淀，一个再下三峡，用他们珠玑般的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诉说那里今日的风情与景象……
四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担心两位老人都累了，便搀扶方纪起身告别，走出屋子。孙犁喂养的一只小黄鸟叫得正欢，一盆长得出奇高大、油亮浓绿的米兰，花儿盛开，散着浓浓的幽香。
孙犁说：〃你们从东面这条道儿走吧，这边道儿平些。我在前面给你们探路。〃说着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帮着方纪挪动他瘫软了的半边身子，一点点前移。孙犁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用手杖的尖头把地上的小石块一个个拨开。他担心这些碎石块成为朋友行动的障碍。他做得认真而细心，哪怕一个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声拨到小径旁的乱草丛里去……
这情景真把我打动了，眼睛不觉潮湿了，还有什么比爱、比真诚、比善良的情感更动人吗？这两个文坛上久负盛名的老人，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文章风格迥然殊别，几十年来却保持着忠诚的友情。世事多磨，饱经风霜，而他们依然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体贴着对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里只响着方纪的鞋底一下下费力地磨擦地面的声音，并伴随着孙犁的手杖把小石块一个个拨出小径的清脆的〃嗒嗒〃声。在这两种奇特声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们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深挚动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诗人的两句诗：
爱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无意间，我找到了打开真正的文学殿堂的一把金钥匙。
记韦君宜
记韦君宜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