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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龙门客栈》可不是美得无以复加，它有它的毛病——这毛病非内行眼里的毛病。黛朗先生最近在他的《磨刀集》猛谈《龙门客栈》，头头是道，那才是内行之言。我老人家只是一个惊鸿一瞥的观众。如果认为说得对，则请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全当耳旁之风，跳高骂两句算啦，千万别拜拳主义。
第一、龙门客栈那场火攻，妙极，可是却没有烧出结果。火攻之后，房子昂然还在，则火是怎么扑灭的乎？执行火攻的喝尿分子又是怎么打发走了的乎？没有交代清楚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或许交代清楚啦，而敝观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实在遗憾。如不能交代清楚，或虽交代清楚而没让观众看清楚，就不如剪掉这一段。
第二、忠良之后离开了龙门客栈，店老板哪里去啦？他阁下既没有战死（如果战死，就有主要镜头向观众显示，因为他阁下是大角色，不能糊里糊涂地失了踪），也没有奉派特殊任务离开。难道跟柏杨先生一样，也害了肚胀，蹲到路边哼乎？据眼尖的朋友说，在最后一个送别镜头里，他是出现的，那么在山径上大战“一脸忠贞学”时，他怎么好意思隔岸观火？
第三、山径未免太宽，而且明显地有汽车轮胎的痕迹，据柏杨先生考据，明王朝似乎没有汽车。台湾虽然处处是公路，但总可找到羊肠小径；即令找不到，临时开一条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这是最大的败笔，来自于不可原谅的粗心。即令这两点都办不到，则弄个铁轮车去压上两道车辙，也可将就。李白先生诗曰：“大道直如发”，该大道乃两轮车的大道，万山丛中，只不过小径而已，这种时代倒流的错误，切戒，切戒。
第四、英雄好汉们的斗笠有一种日本味，明王朝民间流行的只是青衣小帽。而且有的进了房子脱之，有的却像长到头上，转来转去，不但碍事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序，也实在碍眼，看了一百个不舒服。而且各位演员的衣服未免太漂亮，好像刚从裁缝店取出来的。夫既要隐藏身分，就不能一窝蜂像是参加国宴似的从头到尾焕然一新，即令大牌明星烧包过度，不肯穿旧的，但那些侠客义士，以及店老板、店小二，则就是非是旧的、烂的不可，龙门客栈不过荒山小铺，不是台北观光饭店也。
第五、演员间对话似乎平淡无味，换句话说，词汇不够丰富。对太监之讽刺，也不够有力，那几句洗锅水的话，似乎不能把一个老奸巨猾激怒。
好啦，柏杨先生所想到的毛病全挑出来啦。如果马马虎虎过日子，这些毛病也算不了啥，掩盖不了全片紧凑的紧张气氛。但如果力争上游，则必须千锤百炼，教观众无懈可击。不知各位大人以为如何也。
沿街卖唱的毒计
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姓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怜，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柏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其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划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往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句，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制名指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由此形成名辨思想。汉末魏，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观念，应是落伍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气，其实二人聪明才智是相等的，只不过范蠡先生放得下，而文种先生放不下。
常有人拍大腿作豪语曰：“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呜呼，啥叫“放得下”？这话说起来既不费力，又不费钱，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恐怕比割他屁股上的肉还痛。夫“放得下”者，不是指放得下“煌煌金印大如斗”，金印再大，乃无情之物，说扔啦也就扔啦；而是指寄生虫的膝下承欢，前呼后拥，和教他舒服的那种杀身以报的嘴脸，就实在牵肠挂肚。史书上虽没有详细描写，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种先生所以退不下来，恐怕和寄生虫群晓以大义有关。而且，即令大智大勇，决心教他们鸟兽散，恐怕他们也不会散。原因很简单，寄生虫都是有吸盘的——君见过蚂蝗乎？蚂蝗似乎不是寄生虫，但它阁下的吸盘可真蔚为奇观，它不吸上你，算你运气，一旦吸上了你，则不但吸，而且还往内里钻。主人翁一气之下，捞起破鞋就打，结果是越打它，它越吸得牢。实在无法，用手猛拉，这一拉不当紧，拉不断还好，拉断啦它的前半截就索性钻进去。反正它是从一而终，吃定啦。
这也就是说，“人物’们即令忽然心里明白得跟水晶一样，也没有用，想“得意不可再往”，也做不了主。寄生虫是靠主子吃饭的以《易经》中的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你不再往，它混个啥？等到吸得水枯石烂，然后把脚一踢，另投明主。这社会真是可怕，一些稍有点成就的朋友，想勒马都找不到缰绳。你刚一欠屁股，寄生虫就一把揪住，痛哭流涕曰：“你骑得正叫座呀，谁不拍巴掌呀，你要是不再继续往前猛冲，怎对得起天地良心、国家民族呀。”
套曲家是不是如此这般吸住了凌波女士，揪住她不准她勒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发表了这一类的言论，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凌波女士这种从悬崖上往下跳的勇气，必有名师的指点。台北报纸评论中指出的，认为凌波女士不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想凌波女士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而套曲家聪明盖世，恐怕是知道的也。正因为他知道，所以趁着吸得正紧的时候，多吸一口是一口；趁着还可以压榨出点油水的时候，多压榨一滴是一滴。于是乎，万众归心的一代影后，变成了一棵卖唱跑码头的摇钱树。
又要简啦
前几年，罗家伦先生曾提倡过一阵轰轰烈烈的“简体字”运动，搬出很多理由，天天喊叫，好像真的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通行无阻似的。结果不出有学问的人所料，被一群圣崽用正义的力量，打击得大败而逃。圣崽们最大的法宝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抬“臺”字写成“台”。只听到“咔嚓”一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就断啦，国也亡啦，民也无醮类啦。后来仿佛是，仅只这一个法宝还不太灵，圣崽们乃出奇计，指出提倡简体字的人“与共产党隔海唱和”，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正提倡简体字呀。当时有人抗议曰：“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拉屎，难道在台湾的中国人便削一个萝卜塞住屁眼乎？”但这种微弱的声音抵不住刀光血影的帽子，于是，遇到“台”字，只好仍写成“臺”字，国势乃空前大振。
不过，“简”的运动，似乎魂未散，专门唱反调的一些危险分子，最近又在那里蠕蠕而动。盖文字既简不得，公文手续简一下也行。口号喊出，一呼百应，又是一副向五千年传统文化挑战的架子呜呼，圣崽们的最大特征是永远反对改革，所以对这种简化公文手续的愚妄企图，连柏杨先生都感觉到有急加制止的必要。盖现在公文手续中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盖的图章甚多。要知道，图章盖得越多，就表示那个衙门越大。美国以导弹取胜，咱们以图章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