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应一观，盖萨先生和金先生有异曲同工这妙，对夏令营以外的东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剧流不流眼泪，和民族性无关，而只和欣赏水准有关。如果看了并不是悲剧，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剧，竟大放悲声，还拳打脚踢瞪着眼睛猛捧，就不对劲。夫悲剧有悲剧的气氛和悲剧的构成要件。《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只勉强加上一个悲剧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闹剧，才能为半票观众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剧，恐怕将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占了全部电影的一半（有人说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诨，还有别的啥？打诨只能破坏悲剧情绪，不能助长悲剧情绪，而且梁祝电影里根本没有萨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间只有纯洁的友情，而没有爱情，祝英台不过是轻轻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没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台也并没有殉情的准备，坟墓大开是一种偶然，如果那一天坟墓不开，她岂不是仍嫁了马先生，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哉？悲剧有其一贯的性格，靠神话介入而完成的悲剧，不但萨孟武先生“叹为观止”，柏杨先生也要“叹为观止”。
写了几天《梁山伯祝英台》，写得怨声载道，真是大出意外。盖本无意于此，只不过为了要写七世夫妻，写引子时写得太长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有些读者先生勃然大怒，才加以解释。谁知道越解释越糟糕，真是事不由己也。这些日子，最难对付的莫过于柏杨夫人，她虽对我写的看不太懂，但我既然不断说她是“半票”，自然每天聒吵。昨天晚上，时已九点，细雨蒙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台北西门町中国戏院，以便教我看了以后，回头是岸。我并不是不肯看《梁祝》，实在是听说票很难买，又听说观众的台下跟着乱唱，乃没有去挤。昨天看时，发现只有三分之二座位上有人，而且并没有人跟着乱唱，有点失望，但也因此，安静看完。
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观众说成半票，自然激起众怒，也自然麻烦如此之多。”呜呼！这番道理很对，但问题却有二焉：第一，谄媚群众和迎合群众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习的事，不是柏杨先生的事。当初法国屈里弗斯案的时候，左拉先生为了支持屈里弗斯先生，以致于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挨揍，凡是发表他文章的报馆都被捣得稀烂，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然而左拉先生并没有讨饶。柏杨先生所面临的不过仅是来信辱骂，仅是打电话告诉报馆要停报，这种蠢血沸腾的镜头，比起法国，还差得远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杨先生固不在批评《梁祝》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艺术价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观众。当《文星》杂志那篇《半票读者》发表后，当时我也曾气得打跌——哎哟，你高级呀，你全票呀，柏杨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竟说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杂志有眼光是不是？咱们走着瞧。然后时间使人冷静，很多事在眼前出现，不禁为之失笑。及《梁祝》上演，看到有些阔太太阔小姐那股奇劲，不禁姑妄写之。只要自问不是半票，便不必动怒；如果自以为自己是半票，能怪我乎？
最后我们继续研究萨孟武先生在流过了两次泪之后，又引用了一位教习的话，原文曰：
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台大教授）说：“本片确是很好，我看了，也不觉流下泪来。”本片能轰动台北，大率因为我们居留台湾之人，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以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缘故。
关于陈国新先生的话，因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否认过，大概萨先生引用得没有错误。用不着多说，陈先生一定也流了很多眼泪，否则萨先生不会亮他的招牌也。为了一部二三流的电影，拉上外国月亮，似乎太远。中国人似乎正趋向各个极端：一端是西崽的干法，凡是洋大人的全好无误；一端是义和团的干法，连打篮球都有爱国裁判。呜呼，外国月亮有时候固不比中国月亮圆，甚至有时候比中国月亮扁，但有时候却硬是比中国月亮圆。不敢睁眼瞧瞧，只敢闭目念咒，曰：“看吧，这个。看吧，那个。”不能对事实有所补益。即以电影的色彩来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梁祝》电影在亚洲影展上得了色彩奖，该够圆了吧，但那色彩片连拍带洗，全是日本人干的，你怎么说乎？即以现代武器而论，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美国响尾蛇导弹能满天飞——咦，中国月亮不要说圆，简直连比一比的月亮都没有。而外国的宪法月亮似乎也比中国月亮圆，否则萨孟武先生及其他各色人等，何必去洋大人之国研究乎？夫月亮和艺术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中国这里如果是阴历初三，美国那里正是阴历十五，而仍要说中国月亮比美国的月亮圆，这杠抬起来还有啥意思？
萨先生又曰：
《梁祝》以凌波扮梁山伯，乐蒂扮祝英台，两人表演之佳，在我所看的许多电影之中，堪称成功。特别选择凌波女士扮演梁山伯，最是成功。（柏杨先生曰：“这句话应打双圈。”）女扮男装，没有一点流氓气，也没有一点鲁莽气。雍容儒雅，南朝士大夫就是这个型。凌波与乐蒂两人唱做俱臻上乘。楼台相会之时，梁山伯悲愤而激动，祝英台温柔而悲哀，作者听前后左右男女观众，均有唏嘘之声。梁山伯下山求亲，祝英台哭墓，演者均能充分表现其演戏天才。十八里相送一段，风景最佳，曲佳，音乐佳，祝英台处处暗示自己是个女红妆，梁山伯却处处表示其为呆头鹅，作词之佳，演技之佳，叹为观止。总之，本片是中国第一部好电影。
最好谈到服装，我喜欢中国古代衣冠。今日大学毕业之时，均学外国，穿学士衣，戴学士帽，我认为这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之故。何不穿戴汉唐时代的衣冠，以表示中国的文化？最荒唐的莫如每年祭孔，佾生光头，穿长衫，而脚下所穿的却是球鞋。我家兄弟在前清宣统年间，均曾做过佾生，当时所穿戴的乃是古代衣冠，想不到民国成立，反而穿起前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