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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篡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里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亘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滓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搞战期间，制造沦陷区能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上的根本转变。断言马克思的著作可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有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猜忌、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邪说
刚才接到袁晴晕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而且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作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地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群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内篇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杂糅阴阳、儒、法诸家，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晕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