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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１６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１９６０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２０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