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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与死者——的人们一起，创刊新杂志这样的事，的确是可喜的，而且以这种可喜的心情办下去。然而即使在这种积极的、有充实感的工作之中，和它带来的勃勃生机的喜悦并不矛盾的死去的人们那种阴翳插了进来。
具体说来，《海尔梅斯》的发刊词上引用了，对于编辑同人来说无可代替的人，已经成了死去的人们中一员的林达夫的话。我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小说里，把围绕林达夫之死的思索作为最大的主题。总而言之，活下来的人们在他们自主的行为之中，总想把死去的人们带到另一世界而又无可代替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拿回现实世界来。把取回来的东西当作给与自己的智慧的资产，当作精神的资产，认真地给与重新认识，并且把它传达给下一代，我对此一定尽力而为，在这里先记下这一笔。
让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作品，前面的那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毁灭没有完，因为人在哭哭啼啼。”想到核时代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完全毁灭，那么，反复吟唱Thisisthewaytheworldends，紧接下去的Notwithabangbutawhimper．这一行，我以为具有极其生动的预言性。在核状况的沉重和黑暗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Withapang把这个世界毁灭，在最后关头只靠Whimper的呼喊而不奋起抵抗是不行的，这样的反省会激发我们奋起。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甘当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应该说是我们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之一。
关于我们的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我总觉得，具体地思念死去的人们之中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定义中最具体的东西好像在自己的心里反刍一样。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写了和他们的直接关系，写了他们给与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残存的记忆之中他们直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存局面不断地重现，他们昭示给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在我心中复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尽管这种丧失之感再次感觉深而且重，但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才有如此感觉——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现在仍然对于活着的我们起着作用，我相信，等我们走向另一世界的时候，他们昭示给我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上必须再加上我们的补注，传给活着的一代，而且也能够这样传下去。
我手头有一篇最典型地表明着今天的情况之下，去了另一世界的人和活着的人们以及下一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的生存态度根本定义。这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跨过巨大困难而活跃的“日本受害团体协会”，于１９８４年冬发表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基本要求》。这是比多年来要求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更向前迈了一步的文章。我说多年来，证据之一便是我十年前写的《面对情况》的文章结尾部分用了“耻”的回忆这句话，现在把其中的一节引用在这里。
“恐怖心和被动的情绪相反，它是源于想象力的人的自我表现，本质上是能动的，它突出地表现在（我并不是没有一般日本人引以为耻的记忆而写的）冬天或者通宵静坐的那些受害者要求制定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中。受害者们已经是中、高年龄的人，他们为了健康和生活而要求国家给与援助，理由正当，但是他们提出此项要求的同时，还希望对他们要求国家走向和平之路的意志给与充分肯定，并且表明坚持此项运动的精神。／他们是原子弹带来的人间悲剧的体验者。饱尝痛苦与辛酸而活下来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核武器恐怖掌握最现实、最科学的确证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是被恐怖所能动摇的人。他们能动地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而斗争，并且为此不惜向政府挑战，同时更高瞻远瞩，怀有强烈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他们对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把自己的健康与生活同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才坚持要求制定受害者援护法的运动，并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运动影响之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高潮，具体表现就是作为厚生大臣咨询机构而成立了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但是，１９８０年政府却明确表示拒绝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政府按此方针行事，居然无视受害者们多年的奋斗以及国民的支持。然而受害者们决不屈服，他们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与专家反复讨论，表明“受害者团体协会”的基本构思才得到认可的就是这篇文章。文章根据长期运动的经验和周到的讨论，通俗易懂地表达根本性的设想。我是该文章的参与其事的人，对该文怀有敬意，不妨引用其中几段如下。
美国投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史上最早的核战争灾难。／其行为是无差别、非人道地对待战争，其违反国际法一事，已经由原子弹裁判裁定，日本政府也认为“违反国际法精神”。强制他人受原子弹灾害，决不能再次发生。／决不允许重演的原子弹灾害，根本不是由于受害者的责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战争乃国家之行为而发生者”（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判决）。／反人类的原子弹灾害既然是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对其受害给与补偿，乃实行战争之国理所当然之责任。／及时制定‘国家补偿之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乃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约，放弃对联合国提出一切请求损害赔偿权，其中包括原子弹受害者之请求权。这不仅无视原子弹受害者，事实上也放弃了追究投掷原子弹之责任。对美放弃请求权的政府更应根据本身之责任及早制定援护法。／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不仅同美国占领军一起一直掩盖原子弹受害之事实，而且原子弹受害者最需要援护的１２年之间不采取任何援护政策，弃置不顾。在此期间许多受害者已经去世。／其后，作为运动之成果，制定了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特别措施法，但对最多受害者的死者却没有补偿，各种津贴支付要领上还有所谓限制所得规定，简直谈不到对受害者给与“国家补偿”。甚至为了掌握原子弹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应该作的调查，政府直到现在从未实现过。／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对于上述意见，认为受害者的对策“应该是立足于广义上的国家补偿的见地考虑的，然而却以现行两法来充当。而且还说什么国民对于战争的牺牲“必须忍受下去”从而拒绝制定援护法。国家补偿的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直到现在之所以仍未实现，是因为日本政府拿基本问题恳谈会的意见作挡箭牌，让原子弹受害者们依旧“忍受”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广岛、长崎被炸以来已逾四十年，受害者很快就老龄化，“如不尽快补偿，我们就等不及了”，这呼声令人痛心。／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今天，为了使受害者生命多延长一天，让他们继续呼吁废除核武器，援护实为不可或缺的延命之粮。
没有直接表现“受害者的要求”，紧接着便是下面的话：“当此被炸４０周年之际，受害者作如下由衷的呼吁。／不要发动核战争，废除核武器！／现在要立刻制定援护法！／此项要求有成果时，受害者才能以‘和平柱石’的面貌生存下去，死去的人才算瞑目。／要筑起为了防止人类‘重遭灾难’的城堡。——这是历史给与原子弹下幸存下来的我们的使命。惟有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受害者能够留给下一代的惟一的遗产。”
把死去的人们和活下来的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不就是很好地表现出给下一代留下核时代认真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么？表明胸怀此志而仍然活下去，虽有困难然而真挚地坚持生存的定义，这就是许多走向老年的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从今年冬天起重新开展的以达到“原子弹受害者之基本要求”为目的的受害者团体协会的运动，必须要求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人们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要求青年们参加此项运动，学习广岛、长崎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
应该提到，我们早就有负面的经验，但是，被核状况之下的悲观主义——并非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守旧的悲观主义——拘束而不能重新振作的自己，认识到这是耻辱从而觉醒的，正是受害者团体协会以及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促成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顽强地主张要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废除核武器无望，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无舵之船一般，所以自己决不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
这几年，不论在欧洲，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广岛、长崎的受害者们谈自身经历的话，听了大为感动，并会见了那里男女老少市民运动家们。每次和他们谈话，我总的感觉可以大致概括如下：广岛、长崎的受害者已趋老龄化，帮助他们的年轻的社会事业义务工作人员们展览被炸实相的照片，同时口述他们个人的经历。地上受灾的人之多之惨，规模之大，给每个参观者以巨大冲击。而且，他们述说众多的生活于悲惨之中的受害者们的经历——当然是那些众多被炸后死去的人口述而由义务服务人员转述的——这份辛劳非常感动，因为这对于防止未来重现原子弹受害者的惨剧很有帮助，而且关键的地方很受鼓舞。其次是因此他们也意识到，客观上核状况的条件越来越恶化——必须把它推翻，然而推翻它的方法和劳动量也日渐困难和增大——的情况下，人类是主体条件，有朝一日必然废除核武器，对于这个方向和理由更加相信。
想到这些，我再次想起死去的人们之中，不用说对于我自己，即使对于众多的同时代的人也是无可代替的渡边一夫喜欢引用的塞南库尔说的话，那勉励人奋进的声音，仿佛清清楚楚地响在耳边。
也许人要灭亡的。但是在抵抗之�